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大学心理系副教授、北大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的“时代空心病”概念，以及“40%的北大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的统计数据在过去一周引起了媒体、公众和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演讲旨在呼吁社会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积极推动教育体制改革，但在尚未经过科学严谨的统计和论证的情况下，就将一些现象仓促定性并且病理化的做法，也激起了一些批评的声音。

　　此外，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新书《文明是副产品》在上周引发了一场论战，郑也夫在书中通过六个案例反驳了对人类文明的“目的论”解释，认为人类文明不是由需求主导的、有计划的理性产物，而是偶然诱发的“副产品”。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方萌对郑也夫的观点和方法提出了质疑，而郑也夫随后也对这些质疑一一做了回应。

　　台湾著名作家，左翼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陈映真本月22日于北京病逝。他是“鲁迅左翼”传统的传承者，也是毛泽东“三个世界论”的信徒，在他逝世之际，他作品中的历史视野，对台湾殖民创伤的反思，以及独立、彻底的批判立场重新成为思想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空心病”引争议：

　　“认为人生没意义”到底是不是病？

　　日前，北京大学心理系副教授、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用“空心病”来定义一种在学业有成的高材生中常见的新型心理障碍，随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谈论。

　　徐凯文表示，除了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之外，他还从事自杀预防和危机干预工作，他发现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有自杀倾向，甚至有尝试自杀的经历。他认为，这些学生身上表现出的问题，并不是普通的抑郁症，而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新情况，他将这种新情况命名为“空心病”，或者“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

　　空心病的症状看起来和抑郁症类似——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但抑郁症的诊疗方法对它都不起作用。空心病患者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强烈的自杀意念源于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不知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因此这一病症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支撑存在感和意义感的价值观。徐凯文还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北大一年级的新生中——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0.4%厌学，40.4%认为活着没有意义。

　　对于“空心病”的成因，徐凯文认为，不是学生空心了，而是整个社会空心了。中国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1%增长到2015年的17.5%，其中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生物性疾病的发病率没有改变，而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却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而在全国自杀率大幅下降的前提下，中小学生的自杀率却在上升，说明孩子等不及进入大学，就已经开始有自杀行为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教育可能正在毁掉一代孩子。

　　教育的功利化、商品化，可以培养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可以制造出一个个空心病患者。对于这种“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一些学生已经不认可了，因为他们不缺钱，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没有让他们看到一个人怎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地活着。

　　北大研究生毕业的网友“左”也在“十分心理”公众号上分享了自己的“空心病”经历。她指出，焦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保有自由意识状态下的焦虑”，即“死亡焦虑”，它源于对实现人生意义的渴望，是一种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状态；而另一种则是“伪自由意志状态下的焦虑”，即由于个人丧失了价值判断标准，将自己的价值交由社会普世价值来判断而产生的焦虑，就好像应试教育，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左”表示，在她的焦虑症爆发之前，她一直在扮演乖孩子、好学生的角色，学习成为她获得父母关心和避免自主思考的唯一途径。是焦虑症的经历让她惊醒，认识到一旦为了抱团而将独立思考能力和价值观拱手相让，个体便可以一劳永逸，但同时也永远失去了自由，这时，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是“空心人”。#p#分页标题#e#

　　北大法律系硕士、知乎网友“芈十四”则在文章《不好意思，我就是那四成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的北大新生之一》中反驳了徐凯文的观点，她指出，“这个社会最苛刻的一点，莫过于对‘正常’的标准定义是在太狭隘”，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并不等于有病。

　　芈十四在文中列举了她这一代人意义虚无的一些原因。比如，没有经历过立国的艰辛，国族意识主要来自意识形态教育，因此无法将个人价值嵌入到宏大历史叙事里。再如，严重窄化的社会上升通道使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平民子弟绝望和恐慌。还有，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个体，有了更大自由，却也有了更深的孤独感和伦理真空。

　　这种种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人生的意义。然而，将意义作为人生的支柱与前行的动力，是很好的生活方式；但没有意义的人生，也未尝不是另一种生活——“踏踏实实迈上一条虚无之路，既是无奈，也是自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