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程炼（1965-），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1998年毕业于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200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0年任教于武汉大学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心灵哲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著有《思想与论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伦理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和《伦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生活的意义

程炼



　　伦理学涉及生活的意义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或许，实质性的伦理学是关于价值的和关于正确行动的，这两个方面都不直接提出生活的意义的问题。但是，当伦理学宣称告诉人们怎么行动、如何生活时，一个反思性的问题似乎无法避免：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显然要求我们活着是有所谓的，如果我们的生活归根结底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价值观、道德规范对我们有何意义呢？


1．“生活的意义”的意义

　　哲学中大概没有什么比这个标题更为含糊不清的问题，但有意思的是，许多哲学家认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是一切哲学中最深刻、最基本的问题。要探索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以恰当的方式将它表述出来。因此，我们先考察一下问题中的两个关键词“生活”和“意义”的意义。

　　生活是什么？关于生活，我们似乎有许多事情可说。对于每一个个体，他的生活的内容是由他的行为、活动、经历和思想构成的。生活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这三个方面的特点有好坏高低之分。就生理方面而言，丰衣足食、健康强壮比缺衣少食、体弱多病要好；就心理方面而言，愉悦、开朗、满足胜过痛苦、压抑、沮丧；在精神层面上，有睿智、深刻、审美等特点的生活好过缺少这些特点的生活。一个正常的人同时还是一个道德主体，能够为他的行为负起道德责任。一个人生代表一个有意识的、有历史的存在。这个存在既包含着对过去的记录和反思，也包含着以未来为指向的规划和憧憬。一个丧失对过去的全部或部分记忆的人，与一个不能规划或想象未来的人一样，充其量只能过一种非常不完整的生活。与一个更充实的人生相联系的是一个人生计划，它是一个人的一组连贯的、系统的目标和意向，包含着一个人持久的价值承诺。当然，这个计划不必是完全指定和一成不变的，人们在生活中能够不停地调整、补充、修正自己的人生计划。一个人的生活同时还关涉到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重要的他人。人们常常将自己至爱的人们纳入自己的存在之中，并把他们的消失看作自己的某一部分的消失。还有一些人将自己投入某些范围更大的事业或事务中。

　　一种好的生活至少可以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尽管有些人可能要求得更多：愉快的感受和重要目标的实现。也有人总结为主观的满足和客观价值的实现。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使得一个人生留下不满或遗憾。人生的美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个方面的圆满，而促进这种圆满的事物，就是人类的善。丰衣足食、良好的人际关系、美丽的家园、公正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等等，都属于人类的善。对于日常人们而言，身心的健康是最基本的善，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善得以实现和起作用的前提条件。健康的身体承担着丰富的感知和正常的活动，健康的心智则能保持一种统一的精神生活。依赖于这些前提条件，人们才能形成体现人生价值的各种活动和（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英语中，“生活的意义”是用“the meaning of life”这个短语来表示的。但是，“meaning”和汉语中的“意义”有些区别，尽管它们大部分成分都相同。“意义”或“meaning”有两种最常见、最基本的使用。第一，意义是语言交流中所传递的东西。当我写下或说出“地球绕着太阳转”时，这个语言片断传递了某种意义给接收者。第二，意义是一种表达或象征。例如，考古现场发掘的一块头骨化石的意义，是表示从前某个时候这里有一种生物生活过；我们也类似地说一幅画的意义、一个乐章的意义等。不过，“意义”有一种用法在汉语中是典型的，例如，汉语中常出现“这个发明有重大的意义”这样的用法，而在英语中，这个“意义”或许有用“meaning”来表示的，但“significance”是更自然的表达。无论如何，不像前两种情况，生活既不是一个语言片断，也不是化石、图画或乐段等表达或象征的东西。也许只是在第三种使用中，我们才可以抓住“生活的意义”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的问题，多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的：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使得一个生活是值得过的？生活指向一个什么目的？这样的目的或目标存在吗？如果不存在，我们是应该继续活着还是应该另寻他途？

　　有些人觉得，前面关于生活所说的那些事情大体上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许多细节的补充是必要的。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价值、目的、追求和奋斗？我们的多数行为不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和价值吗？挣钱为了养活自己和供养家人；锻炼为了健身长寿；阅读为了求知解惑；从政为了治国平天下；等等。只要我们能够行动、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或至少实现一部分，我们就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是值得过的。或许有些人遭受挫折便想这想那，萌生了生活无意义的想法。这虽然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对普通人而言，大都不是支配性的和不可扭转的。另一些人则认为种种这些说法是表面的和未经反思的，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他们说，反思将摧毁我们关于生活的意义的某些日常信念。一个推理是这样的：你的每一个有意识的行为或许都是指向某个目的或价值的，但你的全部意向和行为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能指向任何一个价值或目的，因此你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意义的。你所做的这一切乃是为了什么？有这样一个东西，你的全部存在都是为了它，它是你一切行为和整个人生的目的吗？

　　这个推理是，你可以为你做的每件事提出辩护和解释，可是，所有局部的解释加在一起，却无法作为你的整体生活的解释。一个类比是，一个整体的所有部分都具有的属性，这个整体不一定具有。将一个人生看作一个整体，并从外部看待这个整体，的确产生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你的存在对于某些其他人，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具有更大关怀的事业、甚至你的敌人，可以是有意义的、有所谓的。这些他人和你对他们的承诺给予你的生活以意义吗？至少你们的共同存在会让你感到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这似乎是一个肯定生活的意义的方式，即，你们相互托起彼此的存在的意义。但这留下一个问题：什么是托起你们全体的存在的意义或目的？你如何寻找这个意义或目的？这个问题又会引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存在的一切、整个宇宙的目的或意义何在？”有人认为，全部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


2．反思摧毁意义？

　　从外部反思生活，有来自三个方面的论证给生活的有意义性提出了挑战。第一个论证是许多哲学家都注意到了的，那就是，死亡既从内部也从外部摧毁了生活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总有一死的事实，差别只在早晚。“死去原知万事空”，百年之后，我们都会死去，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无所谓的。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们百年之后都将死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无所谓的。这些事情中的某些，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座为建立殊功的人树立的雕像，都可能在我们死后流传后世，留下它们的创作者生活的痕迹。这是一种常见的、受到人们推崇的不死或不朽，某个能给现在活着的人的生命以意义的东西。屈原和牛顿的不朽，是因为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感到他们仿佛在跟我们对话。可是，我们禁不住进一步想，这种不朽同样是脆弱的，因为亿万年之后，我们的后世可能灭绝、地球可能毁灭、太阳系可能冷却、宇宙可能塌缩，我们整个人类及其历史，在自然事物的秩序中微不足道。我们现在孜孜以求的，终将灰飞烟灭。宇宙并不温情脉脉，它既不在乎人类是否存在过，也不在乎人类继续存在的欲望有多强烈。如果把人类生活的世界比作一艘邮轮，比如说泰坦尼克号。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宽敞豪华的餐厅中，游客们在美妙的音乐中一边享受佳肴，一边谈论荷马、牛顿、《公羊传》、巴赫、梵高，侍者们来往穿梭，把每一件物品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而整艘船正在不知不觉地撞上巨大冰山的一角，半小时后，一切沉入海底。我们的世界不正像这艘邮轮一样吗？无论其中的居民创造了多少有意义的事物，最终将烟消云散。

　　第二个论证是来自荒谬性的论证。阿尔伯特·加缪和托马斯·内格尔分别提出了这种类型的论证，为我们的某种荒谬感提供了说明。在哲学文献中，他们常被称为“荒谬主义者”(absurdist)。荒谬感产生于一种不匹配、对立和矛盾。在加缪看来，一方面，人类有自己的热情追求，可是现实世界对人类的热情不做任何反应，它不在乎人类是如何选择的。用加缪的话说，“荒谬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内格尔认为，人类有一种自我超越的内在意识，这种意识让我们的思想越过我们所占据的特殊立场，从纯粹外部的角度审视我们的种种承诺和价值。从内部看，我们将自己看作是有意义的目标和价值的追求者，我们觉得应该看重自己，我们的生活有严肃性，不是无所谓的。但从外部的角度看，我们又无法为这些目标和价值找到稳固的根据，我们的生活在宇宙的尺度上是不重要的、无所谓的。内格尔说：

　　荒谬是我们身上最人性的事情之一：是我们的最高级和最有趣的特点的表现。像认识论中的怀疑论那样，荒谬是可能的，只是因为我们具有某种洞察力——在思想中超越自身的能力。

　　如果荒谬感是一种感知我们的真实处境的方式（即使这个处境在感知发生之前并不荒谬），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憎恶或逃避它呢？就像引起认识论的怀疑论的能力一样，荒谬是由理解我们人类局限性的能力产生的。它不必是一件苦恼的事情，除非我们把它弄成这样。它也不必唤起一种让我们感到勇敢或自豪的、对命运的挑衅式的蔑视。这些戏剧性的表演，即使在私下做，也露出了鉴识不出这种处境在宇宙中并不重要的马脚。如果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任何事情是有所谓的，那么这也是无所谓的，而我们可以讽刺性地而不是英勇地或绝望地去过我们的荒谬生活。[Thomas Nagel,'The Absurd',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2-23]

　　第三个论证是来自科学的世界观的论证。这个论证的一种形式出现在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我的忏悔》中。托尔斯泰中年时期有过一场精神危机，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试图从几个资源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科学是它搜寻的领域之一。但是，他发现，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生命不过是一些微粒的暂时聚合，一旦聚合分解，生命就结束了。这样，他总结说，科学不仅不能解答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且摧毁了所有可能的意义。托尔斯泰是这样论证的：

　　知识领域里对我的生活意义问题的回答总是：“你就是你称为你的生命的那个东西；你是一些微粒的暂时的、偶然的聚合物。这些微粒的相互关系和变化，在你身上产生了你称为生命的东西。这个堆积体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微粒的相互关系将会消失，你称为生命的东西和你的所有问题将会了结……”

　　然而，这个答案不是对问题的回答。我需要知道我生命的意义，但它是一个巨大的粒子这个事实，不仅不给予它意义，而且还摧毁任何可能的意义。[Leo Tolstoy, A Confession and Other Religious Writings,trans. by Jane Kentish, Penguin Books,1987, pp.29-30]


3．拯救意义

　　生活的意义是否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怎么面对这三个论证。一个常见的回应是有神论的。有些人认为，有某个存在者，它的存在能够解释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而它自身的存在是无须解释的。有些人甚至说，如果世界上有东西存在，那么一个使得这些东西存在的东西的存在是必然的结论，而最终有某个东西自己使得自己存在。这些观点大量地出现在西方宗教的语境中。相信这些宗教的人们宣称，世界上的一切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一个超级设计师使然，他就是上帝；人们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上帝的目标和计划，正是在服务上帝的过程中，人的生命获得了意义。对于信仰者来说，对上帝的信仰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解答：在此生，有一个全能、至善的造世主的眷顾，人们的行为和目标作为至高的计划的一部分，不再是无意义的，他们的存在是富含目的和意义的，不是荒谬的。对于来自死亡的论证，有神论者会说，由于有来生，某些人可以得享永福。有神论的图景也可以对付来自科学的世界观的论证。信仰者们相信，尽管人类与自然中的其他部分一样，都是上帝的造物，但人类占据了万物之灵的地位，构成我们身体的那些微粒可能消散，但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

　　许多人满足于这个对生活意义的解释，也有许多人发现它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这个超级设计师的存在提出同样的问题：什么是他的目标和意义？为什么对人生意义的最终解释必须落在他身上而不是别处？为什么上帝的目标一定要成为他的造物的目标？我们许多人不能理解和怀疑他的存在，也是出于他的设计和目标吗？对于没有这种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他们必须在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下来说明生活的意义。不过，我们看到，前面提出的几个论证和观点，都包含一个假设，那就是，生活要有意义，必须有一个绝对牢固的客观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基础的话，我们只能承认生活要么是荒谬的，要么是无意义的。这样，像叔本华这样的悲观主义者认为死亡使得生活无意义；荒谬主义者则认为，由于人与世界或人类的两种视角是不可调和的，荒谬感是必然的；而托尔斯泰在科学和日常人们的实践中找不到绝对的生命意义之后，转向有神论。

　　还有一种常见的回应是极端现实主义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拒绝为生活的意义提供绝对的外部基础。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这样看问题的人说，无休止地从外部追问生活的意义是毫无意义的，无意义的问题不是问题，也就没有答案。他们接着说，我只需知道要上班挣钱、锻炼身体、读书娱乐就足够了，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足够多的这类目的，我只关心我能否实现它们，除此之外我不需要更多的解释。这个非常现实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可欣赏的态度，虽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采纳它。一个明显的事实对这个现实的态度提出了疑问。人们很难完全将眼光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内部，他们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想从外部赋予自己的生活某种重要性。一旦你从外部考察你的生活，你的现实态度就可能变得不稳定。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不但能够和应该反思自己的具体行为，而且能够和应该反思支撑自己生活的基本价值以及这些价值的来源。


4．自然秩序中的人类生活

　　如果一个人觉得有神论的思路是难以接受的，他又不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如何回答生活意义的问题呢？尤其是，如何回应上面的三个挑战呢？

　　第一个是死亡的挑战。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生命的有限性和生命的意义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有限的生命特别是过早死去是令人惋惜的，但是，一个人如果万寿无疆，他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呢？威廉姆斯给出了一个关于长生不死的不可欲性的论证，他认为，一个长生不死的人不可能既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又过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万寿无疆的人不会看重时间，因为他永远不缺。他可以随意推迟任何事情，不在乎他的计划什么时候完成。他对周围的事物和关系将感到厌倦，因为这些对于他而言不过是一次一次的重复。有死的人则不同，他必须利用他有限的生命和机会去实现其目标，因此，死亡一方面限制了他的生命和机会，另一方面促进了他对生命的利用。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评论非常有力，“有些人认为，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会结束。他们没有看到相反的论证也可以提出来：如果生命没个完，它将是没有价值的；正是经常存在失去它的危险，部分地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价值”。[Karl Popper, 'How I See Philosophy', The Meaning of Life, ed. by E.D.Klemke, New York &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1, p.6]

　　对于不死的人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生活永远不具有完整性，我们无法说明他们在过着某种生活。

　　第二个挑战荒谬主义的论证来自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和抽象的立场。要看到加缪指出的荒谬，我们需要把自己从现实境况中抽离出来，仿佛我们从整个宇宙的外部来观察人与自然的对抗。荒谬既不存在于热情的人类生活的一方，也不存在于冷漠的宇宙自然那一方，而是存在于两者的对立中。但是，这种超然的观察并不是全面的，我们也能看到世界的合作的一面：我们需要粮食，自然提供了大地与和风细雨；我们要航海和上天，自然提供了各种矿产；等等。因此，这个超然的立场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或许我们的思想并不是如此分裂的，或许人类与自然秩序并不是如此对立的。我们还有其他的思想资源来理解两者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将自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对生活意义的寻求本身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或许，生活的意义不是、也不需要是预先给定的，而是我们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所创造的。自然提供了生命演化的舞台，提供了让生命走向高级和精致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它先验地否决了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呢？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从外部看待自己的生活常常是为了规导和调整自己的生活，使之变得更有意义，因此，外部的观点并不总是带来摧毁性的结果。

　　内格尔的论证依赖于一个这样的想法：从内部观点中可以得到辩护的那些我们看重的价值，在宇宙的秩序中是不重要的。但是，我们对宇宙意义上的重要性真的有那么强烈的需要吗？我们一定要认为某种东西在宇宙尺度上有所谓（上帝？）才会消除荒谬感吗？一个人在贫困地区捐建一座小学，他不一定要考虑地球过几十亿年会毁灭，甚至也不必考虑几十年后该地区可能有一场大地震。一位雄心勃勃的想攻克黎曼猜想的数学家也不必认为他一旦取得成功，他的结论就具有宇宙尺度上的意义。人类的内在意识虽然具有难以估量的反思和超越能力，但任何现实的“从外部看”总有一个限度。绝对的客观视角，一个从宇宙之外观察整个宇宙的角度，在我看来，是一种错觉，至少是一个虚构。

　　第三个来自科学世界观的论证，它也不是结论性的。尽管人们尊重科学的世界观，但托尔斯泰关于科学知识摧毁生活意义的论断是不正确的。不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微粒的短暂聚合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东西在各个方面都等量齐观。一个人和一棵树、一块石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性质，尽管它们都是由微小的粒子构成的。科学的世界观中并不排除事物在性质上的差别，反而要求说明这些不同的性质。人类作为最复杂的生命体，在自然事物的链条上占据显著的位置。与其他粒子聚合体相比，我们拥有极其突出的性能，能够辨别、认识、探索和创造价值；我们还能够认识到，这些性能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尽管这个过程的细节还远远未被我们全部弄清楚。许多人甚至认为，对自然的过程的探索，可能是一切人类活动中最有意义的，是最有特色的人类行为。

　　至此，我们已看到，在无神论的框架下，为生活的意义提供哲学的说明并非不可能，科学的世界观也并不必然与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