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杨绛先生，从有品质的心灵生活中感受人生的意义
 
一

杨绛先生去世的当天，我写了一篇悼文《智者平静地上路》，登在那一周的《财新周刊》上。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百零五岁的杨绛先生走了，她的离去是安静的，一如她在世的时候。敬爱她的人们，也许有些悲伤，但更多的是看到一个美丽人生圆满落幕的欣慰，是对“我们仨”在天堂团聚的衷心祝福。她希望自己的离去不会成为新闻，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新闻，一个生前已自觉远离新闻的人，新闻当然无法进入她最后的神秘时刻。我们只知道她走了的消息，关于她从卧病到离世的情形，未见到任何报道。这类报道原本是不需要的，即使有，也只能是表象的叙述，无甚价值。一个洞明世事的智者在心中用什么话语与世界告别，一个心灵的富者最终把什么宝藏带往彼岸，一个复归于婴儿的灵魂如何被神接引，文字怎么能叙述呢？

我是从媒体上得知杨先生离世的消息的，对她最后时日的情形确无所知，仅是直觉告诉我，她走前一定是平静的。吴学昭是我敬重的长辈，我知道她是杨先生晚年最亲近的好友，常在其左右，很想听她说说，但丧哀之时未敢打扰。后来学昭阿姨自己打来了电话，从她的零星叙述里，我对杨先生离世的平静有了一点感性的认知。
 
事实上，钱锺书去世之后，杨先生就已经在做她说的“打扫现场”的工作了，其中包括整理出版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手稿，也包括散去一切“身外之物”。她散得真干净：把她和钱锺书的全部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用以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把家中所藏全部珍贵文物字画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把有纪念意义的各种旧物分送亲朋好友；遗嘱中明示把书籍手稿等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执行人。总之，散尽全部称得上财产的东西，还原一个赤条条无牵挂的洁净生命。学昭阿姨说，她还毁弃了绝大部分日记和书信，因为其中难免涉及自己和他人的隐私，不想被小人利用来拨弄是非。我听了直喊可惜，不禁想起《孟婆茶》里阴间管事员的话：“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她一定是把人间的恩怨是非都视为“私货”，务必卸除干净。杨先生请学昭阿姨协助，在2014年已把遗嘱定稿和公证，并起草了讣告，去世后公布的讣告也是她亲自审定的。我由此看到，杨先生面对死亡的心态何等镇定，身后事自己做主的意志何等坚定。讣告的内容之一是：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杨先生真是明白人，不但看穿了丧仪和哀荣的无谓，要走得安静，而且看清了保留骨灰的无意义，要走得彻底。她把人世间的“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放心地“回家”了。

在《百岁答问》中，杨先生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杨先生常说，死就是“回家”，在她的心目中，那个“家”在哪里呢？
 
二

杨先生悠长的一生中，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的相继去世是人生最大的转折。在此之前，她生活在其乐融融的三人世界里，并无真切的生死之忧。她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有牢靠的“家”，这个“家”首先就是她最引以为自豪的“我们仨”。然而，灾难降临，“我们仨”失散了，这个“家”破了。在记载这个惨痛经历的《我们仨》的结尾，她如此写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虽然尚不知家在哪里，但她已清醒地意识到了“家”不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了寻“家”的心路历程。

杨先生以文学名世。她年轻时写剧本，后来做翻译，写小说和散文，人生的基调是文学的，作品的基调是入世的。她以前的作品很少直接论及生死，那篇妙趣横生的《孟婆茶》，重点也在描绘向死路上的众生相。她用小说家的眼睛看人间戏剧，聚焦于人世间的舞台，并不把眼光投向人生边界之外的虚无或神秘。因此，在八十七岁的高龄，当她接连失去女儿和丈夫，蓦然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已走到人生边缘的边缘，如何面对生死大限似乎就成了一个考验。

但是，我们看到，杨先生完成这个转折并无大的困难。究其原因，我认为可以归结于她对人世间从来是保持着一个距离的，她的入世是一种相当超脱的入世。在她身上，中国知识分子清高的特质十分鲜明，淡泊名利，鄙视权势，远离朋党圈子和琐屑是非。这种性情使她在体制内始终受到冷落，处在边缘地位，用她的话说，只是一个零。然而，这个位置恰恰又最符合她的性情，她乐在其中，以卑微为隐身衣，因此而能够冷静地看人间百态，探究人性的真伪和善恶。
 
杨先生的文学作品，往往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其实也源于此。一个人和人世间保持超脱的距离，同时又有观察和研究的兴趣，就会捕捉到透露人性之秘密的许多微妙细节，幽默的心情油然而生。她的翻译作品，包括《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皆是广义的流浪汉小说，每每把可笑背后的严肃揭示给我们看。她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例如《洗澡》和《干校六记》，则常常把正经背后的可笑揭示给我们看。作为小说家，她的眼光是锐利的，善于刻画人性的善与恶，但也是温和的，善与恶都是人间戏剧，都可供观赏。
在其文学生涯中，杨先生始终和人世间保持了一个审视的距离，拥有一种内在的超脱和清醒。我相信，当她晚年遭遇人生的大转折时，这种内在的超脱和清醒就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使她得以和自己的悲痛也保持一个距离，并由此进入了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三

在《百岁答问》中，杨先生自己说，女儿和丈夫去世后，为了逃避悲痛，她特意找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斐多》。2000年春，人们惊奇地读到了这位文学大家翻译的这本哲学经典小品，其文字一如既往地质朴又雅致，绝无一般哲学论著的晦涩或枯燥，极传神地再现了青年柏拉图眼中临终一日的苏格拉底形象。杨先生之选定《斐多》，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不曾翻译过哲学作品，这是一件全新的工作，需要投入全部心神，有助于逃避悲痛。二是这个作品是讨论生死问题的，切合她的境遇，而她自己年事已高，也正是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她回顾说：“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由此可见，通过《斐多》的研读和翻译，其实她更是在一个超越的高度上直面所欲逃避的悲痛。如果说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哲学阶段，那么，《斐多》的翻译便标志着杨先生的人生和创作由文学阶段转入了哲学阶段，她的心灵的眼睛由看局部的人间戏剧转向了看人生全景。在这之后的若干年里，她先后发表散文长篇《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其中都贯穿了生死的思考。
 
苏格拉底一生坚持并且引导青年独立思考人生的真理，因此在七十岁时被雅典法庭以不信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斐多》描述的是他在行刑当天的情形和谈话。他谈话的要点是：哲学就是学习死，因为死无非是灵魂与肉体相脱离，而哲学所追求的正是使灵魂超脱肉体，不受它的欲望和感觉的纠缠，只用理性追求真理；但活着时灵魂完全超脱肉体是不可能的，唯有死后才能达到，所以哲学家最不怕死。但是，这个说法要成立，前提是灵魂不随肉体一同死亡，于是苏格拉底接着对灵魂不灭做了种种论证，并据此强调要注重灵魂的修养，因为“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什么都带不走”。

《走到人生边上》是一位文学大家写得非常独特的哲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杨先生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独立思考，讨论两大主题，一是人生的价值，二是灵魂的去向。她以极其认真和诚实的态度，一步一步自问自答，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我曾撰《人生边上的智慧》一文（刊于《读书》2007年11期），写我对此书的解读，可参看。杨先生自己说，此书中的思考受到了《斐多》的一定启发。她思考的结论是，人生的价值在于锻炼灵魂，因为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我们的确看到，她在关键点上遵循的是苏格拉底的思路，即把灵魂不灭作为确定人生价值何在的根据。她明确地说：“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然而，人在生前无法经验死后的情形，何以见得灵魂不灭呢？事实上，杨先生对此并无把握，探讨到最后坦陈：“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其实苏格拉底何尝不是如此，在柏拉图对话集里，《斐多》篇之前有《申辩》篇，是写他在法庭审判时的言论的，有两处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其一他说：无人确知死后的情形，我也不自命确知，但大家却怕死，仿佛确知死是最坏境界，而我绝不害怕和躲避好坏尚不知的境界过于明知是坏的境界。其二他说：死后或毫无知觉，如无梦之夜一样痛快；或迁居彼界，得以和众神相处，不必与为思想而杀人者打交道，实为无限幸福。这些话是对不公正审判的讽刺，同时也表明他对死后灵魂的存灭和去向是存疑的。

由灵魂不灭得出人生的价值在于锻炼灵魂，那么，倘若灵魂不灭是疑问，关于人生价值的论断是否就失去根据了呢？这就涉及了知识和信仰的区别。知识可以用经验证实或证伪，死后灵魂的情形是活人经验不到的，不是知识，只能是信仰。信仰的实质正在于不管灵魂是否不灭，都按照灵魂不灭的信念做人处世，注重灵魂生活。所以，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探究有意义的人生，早就把灵魂生活看得高于一切，他的全部人生态度中已经蕴含了灵魂不灭的信念。杨先生平生也总是从有品质的心灵生活中感受人生的意义，所以很自然地就认可了灵魂不灭的信念。由此可见，灵魂不灭与其说是一个人要求自己注重灵魂生活而找到的理论根据，不如说是一个本来就注重灵魂生活的人事实上秉持的不言而喻的信念。
 
四

人生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人会对自己一向熟悉的生活环境产生疏离感。女儿和丈夫去世后，三里河的寓所里只剩下了杨先生一人，她即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她一向当作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并不是真正的“家”。推而广之，整个人世间也只是暂栖的客栈，人生只是羁旅，她开始思考真正的“家”在哪里的问题。

随着思考的深入，她愈发相信“家”不在这个人世间。人是万物之灵，天地生人，是要让人身上的“灵”得到发扬。可是，在现实的人世间，“灵”却遭到压制，世道人心没有进步，往往恶人享福，有德者困顿。鉴于人间的种种不合理，她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如此设问：“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我从中读出的潜台词是：这个不合理的人间只是一个过渡，是神明安排来考验人、锻炼人的，人的归宿处在别处，那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世界，那才是真正的“家”。
 
真正的“家”究竟在哪里呢？杨先生没有说，我不知道她最后是否找到了答案。但是，由她在《百岁答问》中谈及快“回家”时的“心静如水”，由她离世前为“回家”做种种准备的从容镇静，我猜想她是心中有数的。那也许是一个美妙纯粹的灵界，洗净尘世污秽的灵魂得以往生。如果没有灵魂不灭这回事呢？好吧，智者明晰生死必然之理，总还可以怀着自然之子的恬适心情回归自然大化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