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人生审美化的至境
2016-10-09 16:41:05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当今社会，正值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时期，随着科技理性的泛滥和工具主义的盛行，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算计出来的市场价值”，人类物质文明因此而高度发达。然而，由此引发的道德沦丧、物欲至上、生态失衡等问题正日益凸现。重新审视和反思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这一哲学命题，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诗意的栖居”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人生审美化的至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一、“诗意的栖居”的哲学意蕴
“诗意的栖居”是当代哲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积极探讨和深切关注的一个哲学命题。“诗意的栖居”的提出源于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为不思的时代，也是荷尔德林所说的贫乏的时代。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里，存在被遗忘，诸神被驱逐，思想处于至尊的地位，人的精神世界日益萎缩和颓废，一切与技术效用无关的精神活动遭到歧视与拒斥。正如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所说:“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已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同化和整合能力的系统，它使一切对立面和否定因素都消解了，社会失去了否定面，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人也失去了个人的生活，完全屈从于技术与社会的统治，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形成了单一化和畸形化的意识和行为模式，以至整个当代社会的文明，包括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各个方面，全部都成了单向度的”。作为诗人，荷尔德林早就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弊端，而海德格尔也更是感到了纯粹之诗的弥足珍贵。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称荷尔德林为诗人中的诗人。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的，他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非因为他的作品作为众多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一般本质，仅仅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性。荷尔德林所说的时代之所以贫乏，在于上帝的离去,上帝的缺席规定了时代。在荷尔德林那里，上帝的缺席就意味着，上帝不再把人聚集在其周围，而这种聚集是世界、历史与人嵌合一体的前提。上帝的缺席，到来的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技术主义的时代，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一个无家可归的时代。无家可归成了技术时代的致命病症，还乡与守护家园自然而然的成为时代最为迫切的任务。正如荷尔德林诗云：“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面对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危机，首要的事情便是唤起“存在之思”，寻找“诗意的栖居”。晚期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予以深刻的哲学诠释，为寻求终极觉悟但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乃至危机之中的现代人指明了一条救赎之路。
何为“诗意”呢？显然，海德格尔在倡导“诗意的栖居”这一存在的至高境界时，其中的“诗”所具有的内涵已经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学之“诗”了，而是一种被其提升到哲学层面上的“诗”。海德格尔认为，“诗意并不是作为异想天开的无目的的想象，单纯概念与幻想的飞翔去进入非现实的领域。诗作为澄明的透射，在敞开性中所相互重叠和在形态的间隙中所预先投射下的，正是敞开。诗意让敞开性发生，并且以这种方式，即现在敞开在存在物中间才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因此，诗意是真理投射的一种方式，诗意的天性即投射的天性，诗意本原地属于撑开状态的自身澄明。基于此，所有的艺术作为让所是的真理出现的发生，在本质上都是诗意的。
那么“栖居”又作何理解呢？“栖居”又译作“居住”。这里的“栖居”并非我们日常的居住，如住在自己家里或住在集体宿舍，而是居住在“大地上”。当然，人不能仅仅“哲学地”居住在“大地上”，也不能仅仅“物质地”存留在“大地上”。大地养育着人，但“大地”也养育着犬、马、牛、羊，“大地”养育着“万物”，但只有人才“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居住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就是历史性的人们在时间性的展开中现身敞开。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故乡的人和物给人以亲切熟悉的感觉，但是还乡者到达后，却未能抵达故乡，也就是说人们虽然有家但却是无家可归的。这是何故呢？荷尔德林在其“希腊”一诗中，揭示了大地与天空之间的隐秘关联，对此，海德格尔的阐释是这样的：大地之为大地，仅仅是作为天空的大地；而天空之为天空，只是由于天空高屋建瓴地对大地产生作用。天地神人四种声音在鸣响，而大地与天空及其关联，归属于天地神人四元。各元之间密切关联，没有其他三元，任何一元都不能独立存在。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回到了故乡，如果不能把握近在咫尺的神，仍是无家可归的。由此可见，“栖居”无关乎人的住宅，有的人身居豪宅，却无家可归；有的人身在旅途，居无定所，却总是在家。在这个意义上，“此在”达到其本真的存在，并持驻于存在的真理之中。嵌入于存在者自身的无蔽的现身和“敞开的转让”之中便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栖居”，通俗的讲，“栖居”并非我们单从字面上所理解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的生存状态，而是关乎于灵魂的东西，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存在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人诗意的栖居”并非是单一的，而是澄明之境的发生的整体境域，是“人用神性度量自身”的整体境域，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四元”。这“四元”是天空与大地，神圣者与短暂者。因为“栖居”总意味着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在神圣者之前，而居住者是人——短暂者。依我们的理解，天空指存在的敞开和现身，大地则意味着敞开，现身于何处以及对敞开的承载和收藏，即遮蔽；神圣者则意指神性的尺度，即终极状态或本真状态的存在性；短暂者则指人，是在时间性的展开中现身的此在。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的栖居”并非单纯是一种审美情态，它指的是“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即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神圣者，指引短暂者。他认为，人的居住在根基上是诗意的，诗意使居住成为居住，而一种居住之所以可能是非诗意的，只是因为它把诗意的本性异化了。人在大地上建筑自己的家园，而不是到外星球寻找存在的根基，当他作为有死的短暂者诗意的守候在大地上，不把天空当作掠夺的对象时，不死的众神就会出现在天空并使神性价值得以建立，这样由天、地、人、神所展开的世界就是一个与技术展开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思维元一”的世界———充满诗意的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意的栖居意味着:‘与众神共生，接近万物的本质’”。
那么“诗意的栖居”究竟该作何解读呢？按照海德格尔的原意，“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应该解释为“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安居之诗的特征并不仅仅意味着诗非要千方百计地在所有的诗里出现。‘人诗意的安居’更毋宁是说:‘诗首先使安居成其为安居’。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什么达于安居之处呢？通过建筑（building）,那么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安居是因为诗意活动的存在，而诗意的活动就是度量、建造、创造、想象的活动。人之所以存在，在根本上就是诗意的活动，是建造的活动。生命的存在，即因诗意的建造（建筑）而安居与大地上。因此，“诗意的栖居”就是将人生理想落实于现实的建造（建筑）活动，将生命与万物建造和度量出来，这个过程是生命本真存在的展开过程。换言之，“诗意的栖居”就是在诗意的基地上展开生命的度量与建造活动，而且对自身作出度量和建造，由此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辉煌的人生。
二、当代人类精神危机及其根源
海德格尔曾经谈到:哲学的必要性就在于当前时代的急难中。作为“哲学的皇冠”的美学，其必要性更是存在于当前的急难中。那么，我们当前时代的急难是什么呢？精神空虚、信仰失落、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物欲至上、生态失衡……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类社会的全面异化，这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人自身的异化。
人类社会自三百年前的牛顿时代起，就取得了改造自然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传统向现代、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与过渡时期，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发端，以现代物理学为重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相对提出，分子生物学、量子化学、遗传工程的兴起，进一步加快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然而，正所谓科学技术是一把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的“双刃剑”，人类在无限制的推崇和追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满足自己的征服、控制和享受欲望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方面的种种危机。在人类奔赴现代化的历程中，“人变得空虚并被异化了”。现代社会的重重危机不能不使人们对自以为是的文明进步加以冷静的审视和反思，探寻导致现代人精神危机的内在根源,以寻求种种解救之途径。
“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主要敌人是宗教蒙昧主义，是教会独断的‘神’对人的奴役和宰割的话，那么，在20世纪，在今天，人文精神萎缩的主要根源则在于人的‘物化’，在于技术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或者说，在于‘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究根溯源，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盛行是当前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
“工具理性”一词源于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分析。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通俗的讲，工具理性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工具理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逻辑性和系统性。工具理性十分注重理论的严密和系统，尤其崇尚数学的严谨、精确，它要求人们对外界对象要准确、定量地认识和把握，并对对象的特征及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做出精确的理论说明，反对模棱两可或简单的经验式的描述；（2）功利性和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著名经济学家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它的行动标准是效率和最佳标准”。因此，在现实中，工具理性排斥任何形式的非理性或者打着所谓“理性”而实际上脱离实际的追求。为了使功用或效益达到最大，工具理性行为总是努力权衡利弊，合理地设计行动目标，选择最佳途径和最佳手段，以尽量少的投入求得尽量多的产出；（3）现实性和实用性。工具理性始终坚持以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导。它虽然推崇科学理性，但也并非将理性与实际经验割裂开来，而是将理性建筑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4）独立性与进取性。工具理性推崇自由与独立，它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不盲从任何权威。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它提倡竞争和冒险。但是，工具理性在提倡独立、竞争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人们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要求人们讲究信用，节制有度；（5）法制化和标准化。建立在对世界精确、系统认识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十分注重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认为社会运作主要应该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和调节。
由此可见，具有上述特征的工具理性思考问题的前提是主客体的分离，面对客体，主体往往注重的是其普遍的本质、规律或特征，在认识和把握客体对象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精确、合理的表述，从而制定我们行为的规范、准则。依据这些规范、准则运行的社会比起没有或缺乏规则的社会而言，具有高效、简洁的优势。因此，我们说在人类奔赴现代化的进程中，工具理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工具理性也有其消极意义。一方面由于工具理性注重的是如何运用手段达到目的，至于目的本身的价值及所使用手段本身固有的价值倾向，则不予重视。换句话说，工具理性主义者往往是这样的人：在目的上，他更关注目的实现的结果及过程的可操作性，而不是目的的终极价值；在手段上，他关注的是手段的功效及其现实可行性，而不是手段本身带有的价值倾向及意义。这是工具理性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另一方面，工具理性被追求商业利益的人们无限度地人为的扩张，以致在文化、生活领域出现了工具理性至上的偏差，使得主体性原则极度膨胀，人被技术统治，成为了商品和工具，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成为可以在市场上计算的使用价值。
基于以上主客两方面的原因，当今人类在精神层面上所凸显出的种种问题，显然是在所难免了。正是在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的重压下，世界被程序化、符号化了，这不仅使人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想象和激情，人的生活变的异常的贫乏、刻板、空虚，而且也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日益疏远和隔膜起来。正如有关学者所说“这种人定胜天的工具理性观念经过西方社会300年来自发的现代化进程，以及非西方社会采取西方社会现代化价值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目前已经显露出它内在的反生产性、破坏性和盲目性，最具体的表征就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这不但逐步破坏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而且也在拆毁人类生活的各种制度、结构以及价值观念。”
三、对“诗意的栖居”的期待与追寻
（一）“诗意的栖居”是医治现代人精神疾病的一剂良方
宇宙是无限的，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也是无限的，依靠人类的理性、科学以及经验实证的方法来回答和解决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问题是远远不够甚至是徒劳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只能说明‘是什么’，而不能说明应当‘是什么’”。要想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依赖于构建完备的信念体系和见地，必须不断地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一方面人类对物欲满足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另一方面，人类这种宇宙生灵在宇宙中发展构建物质文明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穷尽认识宇宙大道，但是一个获得物质温饱的人，只要善于构建精神家园，是可以在精神上获得无限的充实、满足、快慰和自在的。反之一个不善于构建自身精神家园的人，即使其物质生活条件再怎么富足也很难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满足和自在。例如，一个拥有五星级饭店的老板，由于挂碍太多、太过于算计而反倒不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而一个内心无牵挂的街边流浪汉，只要随便席地而卧就能拥有一个香甜的睡眠。”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的栖居”这一深刻的哲学命题值得我们反思。
如前文所说，海德格尔所处之时代是一个“上帝缺席”、“诸神隐退”的技术时代，与之相比，今日之时代不单单是上帝缺席、诸神隐退，而且是哲学贫困、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人文精神堕落、衰退，高品位审美贫乏的危机四伏的时代。随着科技主义的泛滥和工具理性的盛行，加之当前社会竞争的日愈激烈，公平的市场争将变为恶性竞争，创造活动将变为不顾社会效益的标新立异，勤奋也深深打上了狭隘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长此以往人类将变得连与自身同类都不能和睦相处，更谈不上与自然保持可持续性的和谐共生发展。传统社会中人类那种注重情感交流、心灵沟通，注重和睦融洽、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氛围，在当今社会正逐渐被实用的、工具效用性的、彼此算计利害得失的人际交往氛围所取代。当今人们的交往已逐渐变成了完全按照是否互利互惠、有无功效实惠的原则来进行。人类文化的商业化实用功利和效用的趋向也日愈加强，社会生活中的商业文化导向正在日愈刺激、撩拨人类本性中低层次的感官享乐和肤浅的虚荣追求，这使就使得当前社会凸现出一个重要的现象：人们在物质的温饱以后，精神反而日愈失落、无所寄托，心灵反而日愈无家可归，内心日愈深陷苦恼、紧张、空虚和不安之中，甚至出现消极厌世的心理。疗治精神疾病，重返精神家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已经成为苦苦寻求终极关怀但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之中的现代人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要想真正从当今时代人类精神危机和人性的扭曲，理性至上的诸多弊端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深刻地反省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根源，并能够深刻领悟到“诗意的栖居”这一哲学命题所蕴涵的至理妙机，从而用审美的世界观来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塑造自己，以审美的方式来缔造自己的生存境界，以至最终能够培养出“以出世之心，精进勤勉地去行入世之事”的高妙人生态度，如此将有助于疗治现代人的精神创伤，抵御物欲社会的种种不良诱惑，在任何挫折和磨难的境遇中都能保持极积乐观、充实而和谐宁静的心态，最终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审美化的人生境界。
（二）“诗意的栖居”是人生审美化的至境
对于现代人来说，技术已经成为我们命运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死存亡的赌注。离开了技术，我们将无法生存，而整个人类现代文明也将崩溃。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是我们的存在，我们被技术所塑造，依赖于技术，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缔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的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危机呢？救赎之路又在何方呢？所谓“拯救”并不是要我们简单地否定或抛弃我们现时代的技术，抛弃现时代的技术就等于抛弃人类几千年来苦心孤诣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真正的救赎之路根植并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恢复技术的本真力量，把本质带向真正的显现，把“各自带回到其本真所是”，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救赎之路。“由于技术之本质并非任何技术因素，所以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须在某个领域里进行，此领域一方面与技术之本质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却又与技术之本质有根本的不同。”这个领域就是艺术。艺术的本质是诗，只有诗才能让人克服技术世界的困境和危机，回到本真的存在，找到失去的家园。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的栖居”这一哲学命题为寻求精神家园但又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指明了一条救赎之路。
第一部分已经说过，“人诗意的栖居”，按照海德格尔的原意应该理解为“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好多学者就是在此层面上来理解“诗意的栖居”的。如叶秀山就认为：“‘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也就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即‘人技术（巧）地居住在大地上’，亦即‘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但是我以为“人诗意的栖居”还应当包括“以审美化的人生态度栖居在大地上”，所谓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就是以一种积极乐观、诗意妙觉、豁达开朗的心态应物、待人、处事的人生境界。
从现实存在来讲，心与物（意识与存在）、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隔阂是人生无法超越和解决的三大矛盾。一切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实验科学、语言逻辑乃至哲学思辨，都不可能解决这些生命存在的根本矛盾，只有超理性、超逻辑的诗思合一的审美超越才能将这些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
追求本真存在的“诗意的栖居”的生命体验，在乐观、诗意、豁达的审美人生境界中，一方面把生命从感叹人生苦短与时间无穷的两难痛苦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把人的心态提升到了不朽的高度，由是超越生死而任由生死，超越生死是“诗意”，任由生死便是“栖居”。生命在“诗意的栖居”的彻底觉悟和终极体验中，超越了生命与万物的冲突，克服了心与物的障碍而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庄严境界；超越了生命和时间的隔阂，克服了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的障碍而进入了瞬间即是永恒的永恒境界；超越了生命与空间的矛盾，克服了生命短暂与宇宙无限的障碍而进入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王阳明语）的本真境界。在这种审美超越中，生命去掉了世俗的污染，自然而天成，纯洁而无暇，流泻为美妙的乐章，自由翱翔于诗意的大地上，传达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感动。诗使至真至善至美的终极价值、终极理想和终极存在显现于天地万物之中。诗性智慧照耀审美人生，审美人生开发诗性智慧，诗意的理想滋润栖居大地的生命，栖居大地的生命护持诗意的理想。在这宁静、安详、快乐、光明、自在与本真同在的审美化的人生至境中，生命的本真存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生命的价值得到了圆满的肯定，生命的意义得到了终极的确认。
(三)“诗意的栖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和谐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行的美好状态，也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要求消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二元对立状态使之在一致与合和中寻找平衡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如荷尔德林所深情地吟唱着的:“充满劳绩,但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人与自然构成审美关系，是由于人和自然默契忻合、平衡协调发展的结果。自然生态的平衡就意味着人类与其生存家园的和谐与自由。一旦人与自然的关系失去平衡，处于疏离和分裂状态，人类自身便陷入生存危机。数千年以来，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自我意识不断提升，尤其到了近现代社会，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开始膨胀起来，人为自然立法。为了满足自身的贪婪，人类建立了一套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把自然排除在人类道德关系之外，借助于近代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肆意从自然中榨取财富，自然成为了人类盘剥的奴隶。人类自己破坏了与自然的平衡、融洽与和谐，必然使自己处在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双重危机之中。可喜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同人类中心主义的肆行、科技理性的泛滥、工具主义的盛行和科学技术的滥用紧密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将生态与科技相对立，走向排斥科技、排斥现代文明的极端，因为科学本身是没有价值取向的，但作为科学运用的技术却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反思科技发展造成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的基础上倡导“绿色人生”，呼唤“诗意的栖居”，创造符合生态原则的审美人生，才是唯一可行而且正确的道路。在诗意化的审美世界中，自然不再是被改造、被役使的对象，而是成为与人处于平等对话的活泼灵动、富有生命情调的审美对象。亲近自然，与自然诗意性的交往，很容易使人进入本真状态，荡涤我们胸中的尘滓，从而暂时超越外在的功利价值，达到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的和谐境界。我们在诗化的审美中被唤起的这种感受和精神，势必成为人们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助力，引导人们珍爱自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如果说工业文明是人类主体对自然客体加以改造、役使和驾驭的时代，建立的是以“人类中心论”为轴心的“主体—客体”关系，那么，在21世纪将是人类走向与自然不断亲和、平等对话的时代，人类有可能超越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模式，形成一种共生共存的新型关系。在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这一哲学命题的导引下，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分裂，实现绿色人生的梦想，将不会再遥远。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当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抗的一面；有澄明的一面，也有障蔽的一面。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审美这种令人解放的性质，要求人们应不断解构对功利性生存欲望的崇拜，化对抗为统一，化障蔽为澄明，使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与现实的生存状态有机的和谐统一。当下，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们对物质需要的欲望被空前激活起来，精神层面的生活不断被物质层面的生活所挤压，开始淡忘和冷落了自己的精神需求；人际关系的实用化、个体心灵的自我封闭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匮乏和单调，都是人们常常见到的现象，人们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进入了荒原，无怪乎有人把这一切称之为“灰色人生”、“精神沙漠”。物欲至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以及人与社会的疏远隔膜无疑会威胁人的全面发展，遮蔽人与社会的本真关系，阻碍人与社会融合会通、和谐发展。解铃还需系铃人，疗治精神生态的失衡，还需进行精神的再造。“诗意的栖居”就是要倡导人与社会融合会通、和谐发展，它能使人的精神暂时处于自由和谐的状态之中，摆脱利益、欲望和人与社会的阻隔，通过美的体验反观自身，确证自己，从而建构新的形态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人与社会相互促进、平衡协调发展。
人与自身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灵魂。所谓人与自身的和谐即人与自身的审美化，或者说诗意的生存。这不仅是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个体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实现审美的世界观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确立科学的审美观，树立健康的审美意识，做到人与自身的和谐，是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之所在。在当代人类生存状态面临审美化与非审美化二律背反的形势下，重新审视和反思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的栖居”这一诗化的审美人生观是时代前行的必然选择和需要。“迄今人类社会经历四种经济社会形态，不同经济社会形态有不同的主导性世界观。原始时代，主导性世界观是巫术世界观；农耕时代，主导性世界观是宗教世界观，基督教、佛教与伊斯兰教都产生农耕时代；工业化的科技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是(工具)理性世界观；当代，作为信息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是审美的世界观。这种审美的世界观是一种排斥主客二分机械论的世界观，也是一种主张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生态世界观。”“诗意的栖居”所倡导的就是要我们以一种这样的审美世界观来审视我们自身，改变我们自身，塑造我们自身，完善我们自身，做到身与心、言与行、情与意的和谐协调发展；学会用审美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生存家园，注重审美和艺术实践，以审美的态度来缔造自己的人生境界，逐步进入审美化的诗意生存。这样就不会产生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歧视乃至奴役和压迫，也不会产生中心与边缘、优越与卑微、征服与屈服的不平等关系，从而导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相互理解、认同和同情的合和协调、自由平等的审美状态，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诗意的栖居”作为超越物质功利的人类精神形态，是苦苦寻求终极觉悟但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之中的现代人对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反思，是人生审美化的至境，也是当代人类所追求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