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现代人生的反思》第１节：“爱是一种给予，而不考虑拥有”
2016-10-09 16:38:50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生活在工业社会的西方人，挥舞着理性主义的崇高大旗，洋溢着乐观向上的自信，纯朴地相信：生产是无止境的，物质的财富会滚滚而来；技术是万能的，人是自然的主人；科学是无所不知的；人类有无拘无束的自由。上帝的天国不用沉迷，尘世之国才是人类幸福的家园。
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向前推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技术的日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逐渐展开和暴露，人们开始对以往盲目的乐观与自信产生了疑问。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转瞬之间击毁了人们对一个夏美好世界的期望；20至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危机加深了人们的迷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接踵而至更使人们陷入了岌岌可危的恐惧中，洋溢在人们心头的欢乐从此消失殆尽，人类幸福的幻想肥皂泡般地破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无限制地去满足所有的愿望并不会带来欢乐和极大的享乐，而且也不会使人生活得幸福。
——想独立地主宰我们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因为我们认识到大家都变成了官僚机器的此轮。
——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工业——国家机器操纵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趣味。
——不断发展的经济进步仅局限于一些富有的国家，穷国与富国直接的差距越来越大。
——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威胁，不论是前种危险或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由此，弗洛姆归结出现代西方社会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一、理性的沦落
“理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推崇理性、弘扬理性是西方社会在伟大幻想破灭之前的主流。
弗洛姆指出：“启蒙运动的思想教导我们，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理性，以引导自己建立正确的伦理规范；人应该信赖自己，他既不需要教会的启示，也不需要权威的启迪，以辨别善与恶。启蒙运动的格言‘勇于认识’，意味着‘相信你的知识’，这个思想成为现代人取得成就和业绩的激励力量。”的确，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启蒙运动的熏陶，人们一直以自豪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凭借理性，利用技术去征服自然。“人建造了一个物质世界，这个真实的物质世界甚至超过了梦幻、神话故事和乌托邦的世界。人运用了物质的力量，这种物质的力量使人类能够获得维护尊严和生产性生存所必要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财富的总和，正是在这基础上，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最美好的憧憬，相信随着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已经实现。
另一方面，凭借理性的力量，人类“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在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然无知。”所以，物质的需要虽然得到了满足，但贫富的差异日益拓展成为一个鸿沟，穷国与富国的生活更是天壤之别；生产力的发展在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却也造成了生产过剩的经济萧条与危机；人在控制自然的过程中也遭到了自然的报复，日益破坏的生态平衡、环境污染潜移默化地侵蚀着人们的肌体健康；用理性与技术制造出来的精密的武器却成了战争中人类自相残杀的屠刀，二次大战中无数的平民埋骨战场，冤魂幽灵四处游荡；核战争的威胁像一把悬在人们心头的“达摩克利斯剑”，……至此，凝结人类精神和智慧的工业文明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苦苦挣扎，现代人颇有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凄凉与悲哀。这种现实的困境与怪圈，“导致了曾促进过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启蒙运动所怀有的希望和观念的崩溃。”
回溯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我们深切感悟到人类拥有理性，拥有对自身力量的乐观与自信来之不易。在人类的童年，刚刚从自然中走出来的人类对自身的力量茫然无知，他们通过神话图腾崇拜创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以表达人类对拥有统治自然力量的渴望与憧憬，那时的人类虽然不够强大，却对自身充满纯朴的信心，“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知识就是美德”是弥漫在古希腊清澈的天空中耐人回昧的声音。可是一旦人类跨入了漫漫黑夜的中世纪，原有的纯朴之性被上帝的神性所异化，上帝以创世主的身份盘踞住人类之上，人只有顶礼膜拜、惟命是从，纯朴的理性沦为宗教的婢女，信仰主义，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大行其道，科学成为宗教神坛的祭品。在宗教的淫威下，人的自由被剥夺，不服从上帝成了最大的“原罪”，生存的欲望被压抑，生命的勃勃生机在窒息中枯萎。“中世纪是一个野蛮的时代，把最高的理念最高的文化野蛮化，这是最丑恶的野蛮”。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理性觉醒的时代，“人们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有充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精神重又觉醒起来，它能够深入看见自己的理性，就像看见自己的手掌一样。”于是，理性“穿上七里神靴”，大踏步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正是因为理性的发展如此艰难曲折，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对理性的怀疑与挑战是现代人丧失支撑与家园的锥心的痛苦和迷惘，伟大幻想的破灭，崇高理性的沦落，使非理性主义孕育而生，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西方人的思想空间，信念的迷茫、思想的颓废和道德的混乱也随之产生。弗洛姆对此严肃地指出：“人既失去了权威的领导，又失去了理性的指引，结果是接受了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相对主义提出，价值判断和理性规范完全是体验的问题或注意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不存在客观的、正确的陈述。然而由于没有价值和规范，人就不能生存，因此，这种相对主义易使人追求非理性的价值体系。人回到了希腊文明、基督教时代、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早已超越了的旧位置上。”这种倒退“预示着我们的文化之真正根基的毁灭。
弗洛姆痛心疾首的反劫道：“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吗？我们愿意在宗教和相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吗？我们可以在伦理方面放弃理性吗？我们能相信在自由与奴役、爱与恨、真理与谬误、诚实与投机、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上，绝大多数都是主观偏爱的结果吗？”弗洛姆认为“正确的伦理规范是由理性、并且只能由理性所构成。人能够依靠理性，正确地辨别和评价价值判断，就像人能够用理性评判所有其他事物一样”。
二、自我的丧失
现代人把生活的目标放在追逐物质的不断满足上，追逐世俗的成功。可是伴随理性的失落，动摇了人们对追求自身利益的信念。
首先，现代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物所物化和奴役。人依靠理性、凭借技术，创造了一个日益机械化的社会，致力于规模的物质生产，以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可是在这过程中，技术的发明者与掌握者，劳动的主动者和工作者的人却被异化，流水般的作业，机械化的生产，准确的分秒计算，人的劳动丧失了任何主动性，变成了一种单调的机械反应。人所创造的技术机器使人不觉得自己是创造者和中心，反而觉得是一个他亲手创造的机器人的奴隶，他发挥出来的力量越是有力和巨大，他越觉得自己无力和渺小，劳动至此已丧失了在真正主义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在技术的压抑下，在机器的奴役下，人特有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再拥有，从而人丧失了同他自身，同其勃勃生机的鲜活的生命的联系，异化成生产大机器上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零件、一个齿轮，蜕变成与生命毫不相同的物而已。
其次，现代人被官僚机器所奴役和压抑。现代人不仅被物质所奴役、物化，而且还受到双重压迫，受到现代大企业和政府机构官僚阶层的蔑视与冷落。弗洛姆指出这些占据管理阶层的官僚，既无情感，又无人格，像冷冰冰的无感情的机器一样，对人漠不关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心，对人像对待物一样，他们把遵循规章制度作为做事的惟一准则。“例如一个医院的官僚，根据医生的明文规定，拒绝接受一位重病人入院，置生命于不顾，一些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也这样，他们宁愿看着一位接受救济的人饿死，也不愿去违反官僚机构的某些规定，在官僚眼中，人的生命微不足道，主要的是对规定的忠实。”“人屈从于权力，无异于拱手放弃丧失了自己的权力；丧失了自己的潜能，也就丧失了运用那种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全部能力的权力，人便真正堕落；他的理性失去了作用，只盲目相信那些高距于他之上的人所称为的真理；他的道德感丧失，因为他没有能力怀疑和批评那些使他对人和事的道德判断失效的权力，悲哀地沦为偏见和迷信的牺牲品，没有能力探讨那些错误信息所依据之前提的正确性；他自己的心声不能召唤他返回自身，因为他听不见这些声音，却专心致志地倾听那些高踞于他之上的声音。”现代人“变成了绵羊，丧失了批判思考的能力，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而且是消极被动。”自我又一次丧失。
再次，现代人被消费所异化。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当然有着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本是正常的。奇怪的是在市场原则的操纵下，市场通过无所不在的广告，铺天盖地的宣传，四面八方的轮番轰炸，刺激和引诱着人们的消费，主宰着人们的欲望，人在这种刺激下，像吸了毒品一样，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迎合市场的口味。为了消费的满足，痴于工作和奔命，像穿上红舞鞋的舞女，一生追逐物的占有与消费，使本来为人服务的物与消费反而异化成支配人生活的动力，人又一次与自身分离。
最后，人被市场异化为商品。人是具有理性的存在物，理性曾是入自尊和力量的源泉，也是人判断自身价值的根据，可是在市场权力的淫威下，人的自尊、自信被一点点的摧毁，市场成了衡量人成功的惟一尺度。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声望和权力已经成了人的刺激剂和目的。人在他的行为有益于他自身利益的幻觉下行事，虽然他实际上服务于其他一些事情而非他真实自我的利益。对他来说，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和生活艺术不重要。他可以为一切，就是不为自己。”人的自身利益丧失，最为可怕的是一旦人把自己的自尊、价值都拱手交给市场去度量，那么，真正的人便也不复存在。因而丧失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和思考的现代人沦为“无我”的状态之中。
三、真爱的迷茫
弗洛姆认为人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的社会性，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只有和他的同胞休戚相关，团结一致，才能求得满足与幸福。爱他人并不是一种超越个人之上的现象，不是外在表面的能力，而是内在于人之中并且从人心中迸发出来的东西。“爱既不是一种飘落在人身上的较大力量，也不是一种强加在人身上的责任；它是人自己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人使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世界真正成为他的世界。”
这样一种出自人的本性、发自内心的爱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在市场利己和利润原则下，常常消失得干干净净，人与人之间的同胞之爱，蜕变成一种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互相利用的交易关系，每个人都被别人当做是一件有用的商品，被视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表面上热情有加、互相恭维，背地里却冷酷无情、互相防范，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就会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和弱肉强食。在市场这一毫无人性的冷冰冰的庞然大物的操纵与淫威下，人间的真情一点点枯萎，爱的能力慢慢地消失。人为了自身的安全，只好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面热闹喧嚣，实际上每个人都感到内心的孤独无依，真可谓人“近在咫尺”，心却“远隔天涯”。
现代人只好借用酗酒、吸毒、信教、“从众”等办法解除苦闷， 驱赶孤寂，成了“爱之路”上迷途的羔羊。由于理性的沦落，自我的丧失，真爱的迷茫，现代人“除了个人的生存；生命没有目的；除了公平的交换，生命没有原则，除了消费，生命没有满足。”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家的弗洛姆悲哀地指出：“如果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那么“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这是一个幻想破灭的时代，是人最为痛苦又急需反思寻找出路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