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人民的名义》，直抒胸臆就是八个字：反腐倡廉，利国利民！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反腐败决心和人民检察官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

　　世界上，治理腐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私有制下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中开展反腐工作，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短暂的相对清明的毛泽东时代。有人说，靠监督就可以防止腐败，的确没有监督的话腐败会愈加严重，但是监督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任何一种可以监督全国公务员的机构，其本身就是一个遍布全国的庞大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谁来监督？如何防止灯下黑？这个矛盾至今没有答案。
　　有人说只有公布官员财产才能遏制腐败。这一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即使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可以起到抑制作用。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件事，腐败不仅仅是直接拿钱，这是最原始的腐败方式。腐败，也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如果你今天答应帮别人做某件事，别人答应你退休之后可以去他那里当公司董事，这算不算腐败？或者，你今天答应帮别人做某件事，别人答应你的弟弟、你的儿女、你的小舅子去他的公司当董事，或者给他们介绍工作，这算不算腐败？这两种是在欧美非常流行的方式——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让精英阶层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巩固其统治地位。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欧美的中高级官员和议员，绝大多数来自富豪家庭，而且多数是不止一代的富豪家族，他们在担任政府公职的时候，就已经通过这种交换为自己的退休铺平了道路，也为自己的亲戚铺好了道路。而一般情况下，能给与这种交换利益的，也多数是较有实力的企业，其老板也是精英阶层。这样，层层的关系网，经年累月的交易，将会出现阶级固化。

　　因此我们发现剧中的一些现象依旧让人深思：诸如副检察长（陈岩石）的儿子是省反贪局长（陈海），大法官的老公（高育良）是省委副书记，大法官的侄女是省反贪局处长（陆亦可），系主任（高育良）高升后当初看中的学生也都步步高(002251,股吧)升，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是银行副行长。于是有网友戏谑道：他们合伙搞死了一个农民出身的帝都部委处长。

　　这种阶级固化和精英阶级的利益交换是直接相关的，那么这算不算是一种正常现象呢？正是因为精英阶级固化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手段，使他们可以一直维持自己的地位——而这些手段，又确实可以让精英阶层继续固化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比腐败更令人担忧的地方。一个阶级固化的国家，就不再有进步的动力和活力。欧洲走到今天举步维艰，阶级固化是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实行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任何能够真正杜绝“腐败”——只是让“腐败”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或者再好一点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腐败”对正常经济秩序以及人民生活的影响。比如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美国总统可以合法化地收取资本家的政治献金，待其上任后合法化地为其牟利。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说侯亮平、陈海反腐不对，恰恰是他们以身涉险，与位高权重的贪腐分子斗智斗勇，才使拔了这么多烂树烂根，因为腐败会导致资源的错配而加剧贫富分化进一步引发社会矛盾。

　　我希望中国永远不要有富豪空降为省长，也永远不要有靠推荐信进大学这种事情，也永远不要有投行的老板来当财政部长、卸任之后再去当投行老板这种事情。虽然在中国，类似这样的方式，也渐渐出现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精英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早在1958年，某位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的伟人就对官二代做了两个预言。到现在他的这两个预言已经变得严峻的现实，不能不让人感慨。这两个预言为：第一，一些领导干部子女生活在汉献帝、阿斗那样的环境中养尊处优，相互攀比老爸，这让他担心会不会培养出一批贵族少爷？第二，高级干部的子女管不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贫富差距不大并且有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当社会阶级形成固化，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社会资本、资源流动的僵固，从长远来说，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而普通百姓子女却很难实现阶级跨越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则是极为不利的。
　　纵观人类社会，但凡完成了社会革命的国家——打碎了旧的阶级体系，实现了一定时间内快速流动——都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上突飞猛进。

　　战国诸国变法中，秦国商鞅变法最为彻底，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尤其是废除了世卿世禄制，按军功授爵，大大激发了地主阶级的积极性，秦国统一六国也是自然之理；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荡涤了封建旧贵族的种种阻碍，让大批资产阶级觉得我只要敢拼、干敢就一定会有回报（就算去当海盗，当好了也能混个海军中将、授皇家爵位啊）；中国，怎么就能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初步实现工业化，并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大步跨入联合国呢？正如开国大典上伟人的总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主人翁意识，就觉得这个活是给自己干的，各种生产竞赛，各种破纪录，各种战天斗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如果我党能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那么一定是一次新的变革，必然极大地激发人民的积极性！

　　以日本为对比，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是怎样的死气沉沉。看日本，经济停滞二十年，社会阶级分明，上升渠道几乎被掐死。就像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里说的：“肮脏政治家的儿子只会成为肮脏的政治家，满脑子只想着赚钱的医生的儿子还会成为这种医生，银行总裁的儿子终将成为银行总裁。”

　　那么日本的下层人民呢——少女去援交、去攀附上层阶级的老男人；少年只好寄托于游戏、动漫、AV等精神鸦片，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宅男。为什么我去宅、我去迷恋二次元、我选择颓废，因为很简单啊，当我努力奋斗都不能改变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的奋斗又有何意义呢？日本青年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对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这源于对自己社会身份的不认同，“肉食者谋之”嘛，我关心又没什么用干嘛要管呢。当然更主要的这也是日本统治阶级主动地不让本国青年觉醒。一位日本宅男在社交网络的一句话“如果这个国家要让我为他去死，那这个国家就去死吧”流传甚广，要知道，这可是七十年前开着飞机撞航母的大和民族啊，从堂堂热血的“昭和男儿”到如今自我抛弃的“平成废宅”，中间差的只是一次经济萧条和一个固化的社会。

　　《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导青年人远离“丧文化”侵蚀》：“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其实并不是很想活”、“漫无目的的颓废”、“什么都不想干”、 “颓废到忧伤”，这些散发着绝望特质的话语，配上生动的“葛优瘫”、“懒猫瘫”等表情包，成了新聊天形式的流行内容。从这些话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某种情绪——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蹉跎岁月、找一个最省事省力的方式活着的消极情绪。这与大家对青年朝气蓬勃的一贯印象格格不入。在这个阶级固化的时代，人们蜷缩在“美丽”新世界中，当马列主义被主流给蜕化，共产主义信仰被当成笑话后，现代迷信，牛鬼蛇神，比如已传为笑谈的朝阳仁波切，开始粉墨登场。尼采在百年前就厌弃这些软弱、庸碌的“最后之人”，然而他们何以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活理想?
　　官方的媒体看问题倒是看到了，然而看到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单靠喊几个口号，进行几轮思想教育，强迫学生背点正能量价值观，年轻人就能不“丧文化”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永远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分析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丧”，简单得很，工作压力过大，上升渠道渺茫，别说事业有成开创未来什么的，就连房子都买不起。人又不傻，你能看到的未来预期就这么点，努不努力差别不大，那肯定就“丧”起来了。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