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生存向存在途中的人的意义世界
2015-12-19 17:02:13 发布：人生的意义网
认识人自己是一个亘古的话题，从古至今，对人的自我反思与体认始终没有中止过。在西方，对人的认识过程显露出自然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到追求实践形态的逻辑路径；在中国古代则出现人性本善和本恶的分野而陷入道德语境。其实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古代都是试图从外在的派生的属性来表征人，而不是从内在的源生的人自身来体验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此，认识人之难，与其说人是复杂的，不如说人是特殊的，人之特殊就“特”在，人虽来自于物，却能超越于一切物之上；人是生命存在，却又能超越生命的局限。人之为人的精神超越性使人充斥在两个世界、两个天地中：一方面，人是“存在”的，一种同属大自然中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不是一种任何存在，因为人在一切存在中什么也不是，人就是人。人是一种从不满足于既有存在，总是追求未来理想存在的一种存在，这就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也就是说，人既是生存的，又是存在的。人之为人的超越本性使人不断地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人在途中拥有本真的生存方式。
一、从人的生存意蕴到存在的秘密
生存这个概念，就其一般意义来说，就是指生命在时空中的延续存活状态，即“活着”。生存是大自然赋予一切存在物的普遍本性，它在动物身上，表现为有机体求生存的本能。人首先作为生命存在物，理所当然也有生存的生命本能。从这个角度看，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没有区别，生存就是“人的基本的生命存活状态，是一种物性的因而是对象性的实存。”但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与动物式的生存又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具有自我反思自我观照的超越精神或意识，正如马克思说：“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人高出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人作为实存的生存，人不同于动物，人除了有感性的肉体生命之外，还有超感性的自我意识和精神活动，即精神生命。这种精神生命是人之为人的精神生命，属于人之为人的本能生命。人这种生命意识不仅使自然和社会成为人的对象性活动，而且也使人自身成为自己的对象性活动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命在世的方式应是生活，而不是完全动物性的生存，因为尽管生存与生活都是生命的显现形式，但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生存’只是生命的保存和延续；‘生活’则属于创造生存意义的生命活动。动物的生存活动形成了它的‘生存世界’，生存世界属于自然的本能世界；人的生活活动创造了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赋有价值内涵的意义世界。把本能的自然世界提升为价值的意义世界，这就是人的生活内容。”
这种精神世界的生存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存区别开来，从而构成人所特有的生存维度，为实现人的社会生存、文化生存提供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实际上有三重生命：“一是自然生理性的肉体生命；二是关联而又超越自然生理性的精神财富生命；三是关联人的肉体和精神而又赋有某种客观普遍性的社会生命。”人这种“肉体-精神-社会”生命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逐步形成并互相贯通、互相转化，只有人的生命潜能全方位地向着自身和世界敞开，人才能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人的生存才能获得丰富的内涵和充盈的意义。其实，不管人是有两重生命还是有三重生命，都是对具体而又完整生命自我的称谓，而要把握人的生存本质，首先并不在于你把人“看成什么”，而是在于“怎样去看人”，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使人的生存回到人上来，关键在于把握人的超生命本质，一种否定之否定性的生命本质，即智慧生命对本能生命的超越本性。这种本质决定了人的生存根基就不在自然的有限生命、而在自由的永恒生命，不在给予的本能生命、而在自为的价值生命。人的福祉、人的困境从根本上就蕴藏在人的这种既受制于本能，又能够通过思想超越本能的本性之中。人的生活固然可以区分出“低”与“高”的层次性，但在人的任一层次的生存状态中，都有一个不可量化的生命向度和信念存在。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人的“生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主体，而是一个力求把握人的生存真谛的反思性本体，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指向，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一种存在者的自己能去向在。因而，人的生存并非简单的指生命的存活，而是指生存着的存在。人的生存就是经由人的生活不断地向生命的意义世界——存在敞开的，人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
二、人的意义的言说界限
人的生存世界是语言的世界，语言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说是虚无的、不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作为人的生存的工具，它被人用来描述生存的对象世界，但语言的描述一旦成立，它就成为人的现实，转化为人的生存背景，正如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就是说，思维只有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思维才是现实的，没有语言的思维和没有思维的语言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取消语言就等于取消人的生存根基、取消人本身。然而语言毕竟不是人本身，我们无法让僵死的语言来替代人的存在意义，但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着的思想去寻思人的意义世界，而这正是人的超越性思想在言说人的存在意义的表现。因此，人的世界是可以言说的，不仅人的逻辑经验的生存世界是可以言说的，而且人的非逻辑、非对象的精神世界——意义世界也在言说的语言范围内。可言说的是人的“是性”生存，是是者；不可言说的言说是人的“在性”存在，是在者。人既是是其所是的是者，又是其所不是的在者。当逻辑经验主义者维特根斯坦说“凡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17时，他显然是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之是荡涤了人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世界之在，从而消解了人从是者之是走向在者之在的生命意义。
因为“能够说清楚的”和“不能说清楚的”二者之间的界限在于逻辑，合逻辑就能说清楚，不合逻辑就不能说清楚。而所谓逻辑，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使思想保持一致的东西，就是一种抽象同一性。这种抽象同一性的逻辑本性存在于人的思想中，它在思想中的功能，就是为思想制定轨迹和方向。如果没有这种抽象同一的概念规定，在人的思想世界里，我们是无法把具体的感性世界进行分类的，就无法说清楚。这就是逻辑对思想的力量。但逻辑的力量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语言首先是思想的外壳，而只有语言中出现系词“是”时，语言才可能真正有逻辑，因为系词“是”是充当具有意义形式的逻辑联结词。思想之所以能够有逻辑，就是因为我们在用“是”思想。“是”使思想具有同一性，没有“是”的语言和思想就没有逻辑，所以，“是”是语言和思想的逻辑界限。在这个界限内，语言和思想就是有逻辑的，就是能说清楚的；在这个界限以外，语言和思想就是没有逻辑的，就不能说清楚。“能说清楚的”可以说，“不能说清楚的”也要说。因为“能说清楚的”是在语言的逻辑界限以内，“不能说清楚的”同样在语言范围内。也就是说，语言除了有逻辑界限，还有自己的语言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在”，“在”是语言的语言界限，就像“是”被看作语言的逻辑界限。更何况在西语中，“是”与“在”是同一个词，西方人在追问“是”的意义的时候，必然会连同“在”一起追问。但人的意义不在语言上，而在存在上。对人而言，人既有关系意义，又有在场的意义；既“是着”也“在着”。我们可以把人对象化为“什么”，人的“什么”因为“是什么”而清楚明白；人的“在”不能被对象化为“什么”，因为人的“在”是属于语言的逻辑界限之外的语言，但它毕竟是语言范围内存在的从而是可言说的，只不过我们在言说人的在者之在时，已经不是在者之在本身而是人的是者之是了。人的生命本真意义就在于这种可说又不可说的在性。因此在我们追问人的意义时，我们不可能去认为人的意义就在于生命存在的是性、可实证性，即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肉体生命可被实证而感到自己的生存更有意义，相反，我们会在自己的生命深处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一种终极归属。这就是人的意义世界与逻辑经验世界的不同，它完全与可实证性无关，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被实证的世界，然而却又是人的在者之在，因为我们无法怀疑由真、善、美、价值、信念、精神……构筑的人的意义世界不属于语言的语言界限之内的“在”。
三、人的意义世界的根据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既然人是一种超生命的生命体，人就不会满足生命支配的本能活动，总要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之为人的本质就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失去意义的引导，成为“无意义的实存”，那就与动物的存活没有两样。因此人的意义就是人的精神之在，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是精神，人之为人所处的境况就是精神的境况。”人不仅生存着，而且能意识到自身的生存，这种意识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人的精神活动在人的精神境况中不断审视、反观、追寻自身，从而把人的生存引向存在，通向人的精神之在。这种精神指向就是人的意义所在，寻求生命的意义，所贵者不在于意义本身，而在寻求，意义就寓于寻求的过程之中。人都很珍视自己的有形存在(肉体生命)，但人作为人更加看重自己的无形存在(意义——价值生命)。人对自身精神境况的自觉意识是在人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生活张力中进行的，而对这种张力的审视并不是在同一层次上作相互比较，因为人的意义不是逻辑理性所能开显出来的，而是把另一完全不同的存在层次显示出来，即作为人的精神之在的显现。这种意义就是人的精神指向，就是人的终极归属。人失去这种精神指向，就失去意义，成为无根的飘零。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意义有本体存在论意义，是终极世界在人那里的涌现和澄明。他说“意义就是世界本身向之展开的东西”，“意义是某某东西的可领悟性的栖身之所。在领会着的展开活动中可以加以勾连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意义”。
意义是意识的事，只有人的自觉意识才使人的意义成为可能。一个人越是更多地体验人生，就越能更多地在领会中释放出人生的意义。但是人的意识并不是神秘的绝对理念，而是人自成目的的实践意识。事物本身并无意义，意义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赋予的，离开人的实践意识，就无所谓意义。实践既不是单纯的物质性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活动，它是物质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追求意义、创造意义的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所面对的世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人已经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其中的人的意义世界，因而，这个世界对人而言，必然是各种意义的显现。马克思从主体的实践方面揭示了意义的现实物质基础，强调了意义对人的主体活动的依赖，他说：“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无意义的人生是空虚的人生，但本真的意义靠对物的“占有”是不行的，那是把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感觉简单异化为“占有”感，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超越意识才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彰显。
对意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的存在境界，形成意义世界的精神分层：非本真的人把人的是性视为人的意义，追求人的可实证性的对象化价值；本真的人则把人的在性视为人的意义，指向人的超生命体验和自我证成。意义世界的精神分层对人而言，是先己而存在的，在人类之初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只是每个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方式有所不同，即每一个时代都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的最高层次上，也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的底层。人究竟栖居在何种可能性的存在意义上，这取决于人选择意义世界的根据，而且这个根据本身就在人的意义世界之中。根据“根据”的语言界限，我们可以把“根据”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用性的是性根据，另一种是可靠性的在性根据。有用性根据表现为认识性真理，即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符合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可靠性根据则表现为精神性真理或价值性真理，这种真理并不来自于所谓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来自于人类心灵要求一个主宰的本性。如果人类心灵没有这样一个主宰，它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当然，这种自由是指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指行为的不受限制，这种自由本身就是不可实证的。这样，建立在逻辑和经验实证基础上的符合论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就涵盖不了这种自由，它的逻辑必然性在这种自由面前也就根本失效了。心灵自由自觉的终极可靠性不属于逻辑经验的符合论真理之是，而属于意义价值的存在论真理之在。这种本真的在性真理与是性经验和认识无关，它是超越经验和认识的理解之在，而理解和认识并不是一回事：理解是在语言的逻辑界限之外进行思想，而认识是在语言的逻辑界限之内进行判断和推理；理解可以通过内心体验和现象直观来领会事情本身，而认识只能通过外在经验和推理去掌握是者之是。
人的生存根基决定了人不只满足于有用性生存，更要追求人的可靠性存在。因为有用性使人成为工具理性的奴仆，人只是产生公众意见和符合论真理的手段，这个人自己从来就不是自己的目的，他没有自由的心灵，没有自由之在，他在场而心灵却不在场；可靠性是人的精神家园，如果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而忙碌于对世界的改造，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本真，也就失去了解改造世界的目的。特别是在当前面对科技理性所创造的物质文明面前，人们更加依赖符合论真理，把有用性看成可靠性，使这种真理取代上帝，而在意义世界中占据霸主地位。从此，一切有深度的高级精神生活诸如艺术、宗教、哲学都不再是人类的需要，人类只需要丰富而全面的感官享受。人们在感官的享受中满足着、幸福着，心灵中不再有幸福或痛苦的感受体验，不再有敬畏或畏惧的精神现象，不再有真、善、美或假、恶、丑的价值取向。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在工具合理性的笼罩之下，连人自己也在科学的算计之中，成了技术运行中的一个环节，成了某种理性目的的工具。在科学理性控制下，他们紧张地进行体力和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耗尽了精气神，下了班以后，不再有心灵体验的需要和能力，最合理的需要就是身体上的放松和休息。而过去，人们不在科学理性的控制下劳动，体力和脑力都是松驰的，但精神却是沉重的，他们无法承受生命之轻，他们在幸福或痛苦中追求爱，在敬畏和恐惧中遵从道德。如今这种精神失落的生存状态是被逻辑理性所异化的，每一个个体都被抛入这个旋涡而难以自拔，无法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就是当前人类精神状态的生存危机。而拯救人类生存危机的正是人自己，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如果说在灵魂回家的路上，需要一个对自己的自由负责、有责任感的上帝作为自己的终极依靠的话，那么这个上帝就只能是本真的自己去在者本身，这是每一个本真的在者所能依靠的最真实的上帝之在。内在的上帝之在是在人的体验世界里，而外在的上帝之是却在人的感受世界里。上帝之是是逻辑理性建立起来的有用性，它是人们今生或来世物质享受的依靠；上帝之在则是精神价值建立起来的本真可靠性，它是心灵自由的终极依靠，这种依靠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本真的在者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