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确诊女孩遭遇网络暴力的事儿出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流行于四川羌族聚居区的“毒药猫”传说。

　　这些地方的人们一直相信每个村寨都有“毒药猫”。而它通常都是这个村子里某个媳妇幻化而成的。这些女人可以在晚上灵魂出窍，变成某种动物，然后飞出去害人。所以一旦村寨中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人们就会认为这是“毒药猫”干的好事，并且开始确认村子里哪个女人才是“毒药猫”。假如一旦有那么一两件事能和某个女人扯上关系，人们就会认为某某就是“毒药猫”，而她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也会世世代代背上这个标签。

　　台湾的历史文化学者王明珂先生对此有过非常细致的调查，他将毒药猫传说与西方社会的猎杀女巫传统做了一番对比后，用了一句话来概括这些文化现象：有毒的女人到处害人。

　　放在这样一个人类学的场景中来看，成都确诊女孩的遭遇，简直就是这种“共识”的一次现代还魂。这个女孩的奶奶是成都本轮疫情中首位确诊病例，在她奶奶还未被确诊的时候，她和所有女孩一样在成都这样一个烟火气很浓的地方穿梭。当她奶奶最终确诊后，她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不但个人姓名住址、身份证号、行动轨迹被公布于网络，还一下子要给很多人的损失“担责”。有人因为飞成都的机票不得不改签而怪她，有人怕没法好好过年而怪她，甚至还有人打电话、发短信来骂她。她简直就是个到处害人的“毒药猫”。

　　更严重的是，因为她的行动轨迹显示她当晚出现在多个酒吧，于是就有人给她冠上“转场皇后”、“夜店咖”等标签。而事实上，她之所以大晚上奔波于多个酒吧，是因为她的工作就是负责酒吧气氛和营销，也就是说其实她只是个深夜打工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这次疫情中，一旦出现女性确诊病例带来连锁传播的事件，舆论往往会试图把这些女性往“生活不检点”这个方向上去引导。说一个20岁的女孩是“转场皇后”这背后的影射意味不言而喻。你们可能还记得，4月份哈尔滨也出现过一次传播小高峰，源头是当时从国外回来的曹女士，在“正义群众”的编排下，这位曹女士成了一个从国外一回来就和楼上男邻居有染的人，并且传染了楼上男邻居以及她自己的妈妈。而事实上，曹女士的楼上邻居同为女性。性别歧视就像一个魂，它阴魂不散，又能到处附身。

　　这种对于女性的污名化，其实只是污名化行为的典型之一。舆论在污名化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要不断强化这个人的罪恶。比如第一波疫情高峰的时候，福建出了个“晋江毒王”，在网络舆论的描述中这个人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他故意隐瞒从武汉回来的事实，在自己的奶奶感染而死以后，还到处参加村宴，不停地和别人碰杯喝酒。事后媒体一条一条去调查比对才发现，没有一条能站得住。

　　在面对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之时，把那些不幸最早感染的人描述成罪不可恕，并不断地去“塑造”他们、标签化他们，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

　　其实社会心理学早有观察，当人类社会面对某种“侵犯者”而无力还击时，往往会寻找一个弱者，把所有不幸归咎于他，并朝他发泄，以消除自我内心的挫折感。把成都确诊女孩的个人信息公诸于众，其实和确认“村寨”中的“毒药猫”出于同一心理机制。对于这种阴魂不散的传统，必须用现代法治精神去祛魅，恶意传播女孩隐私的王某被处罚，就是最好的回答。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成都警方并没有公布王某所转发的女孩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正义不但要登场，还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登场。只有将个人信息防护的漏洞公之于众，才会引发有价值的关注和补救，人们也才能真正心安。如果调查尚在进行中，我们希望不久之后能看到警方的跟进。

　　不过，毕竟换了人间。疫情之初，由于还陷在恐慌情绪中，人们很难意识到随意公布感染者行踪等个人隐私已经属于网络暴力。但这次成都确诊女孩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媒体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行为越界了，官方在紧盯防控的同时，也对患者隐私表示关切。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就明确表示：要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坚决制止网络暴力，营造良好的疫情防控氛围。在“战时状态”下布置防控工作之余，还能关注到网络舆情并予以回应，说明了四川省委对于群众声音的重视，也说明个人信息泄露，的确会给抗疫工作带来干扰。

　　其实我特别想提的是这位女孩本人，她事后在网上发出的几篇博文三观非常正，既敢于反击网络暴力，也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公民意识。其实归根结底讲，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我们对疫情防控越来越有信心了，面对病毒人们不再慌张，于是常识和理性再次占领高地。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是发生在成都的这次疫情，还是发生在网上的小股舆论暴力，都只是浩荡进程中的一次偶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