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　
　
　　文|柳鸣九

　　1960年1月4日，一辆汽车驶过桑斯，朝着巴黎飞奔。车上四个人，米谢尔·伽利玛驾车，加缪坐在旁边。他们从阿维农附近的卢尔马兰启程，卢尔马兰是一个只有600个居民的小村子，加缪最近在那儿用诺贝尔奖金买了房子。过了桑斯24公里，路经维尔布勒万小镇，眼看就要进入巴黎大区了。突然，汽车撞在了一棵悬铃木上，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解体了，残骸散落在半径150米的田野上，时钟停在13点54分上。加缪当场毙命。

　　在散落一地的残骸中，人们发现了加缪的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他的护照、日记、尼采的书《快乐的知识》、加了评注的《奥塞罗》，还有一本未完成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手稿，就是后来由他的女儿整理出版的小说《第一个人》。

　　天不假年，只给了一位天才作家47年的时间，不让人们看到这位精神导师的龙钟老态，仿佛只允许他以直率的目光、运动员般的身姿、略带忧郁的冷酷的面容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支关心人类命运、追求个人自由、不以调侃、愉悦、娱乐为务的笔就这样折断了。

　　加缪一向不喜欢速度，他曾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伽利玛的车是一种大功率、十分结实的车，可是不久前，车子的修理工却说：“这部车是一座坟墓。”真是一语成谶！可怜加缪那寡言的母亲，一直住在阿尔及尔的里昂街上，听到加缪的死讯，只说了一句话：“他太年轻了。”

　　2013年11月7日，迎来存在主义文学大师阿尔贝·加缪诞辰一百周年。加缪，“荒诞哲学”的代表，他与萨特堪称思想界耀眼的双子星座。他44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获奖作家之一，47岁因车祸英年早逝，但其著作与思想在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延续至今。

　　读加缪对当前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是那本《西西弗神话》。西西弗不断推石上山，石头却一直掉下去，劳而无功。但是加缪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他不在乎有没有到顶峰，攀登的过程是幸福的。

　　加缪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而后他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理解了作为人的他，也就理解了作为思想者、作家的他。他几乎完全像我们熟知的高尔基那样，来自社会的底层，在殖民地阿尔及尔的贫民窟长大，不同的是，他接受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精神境界的现代知识分子。清贫的生活状况，使他受到了多方面的历练，生存的压力使他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跋涉前行，而现代精神文化的思维与见识，则引导他奔向明确高远的境界，渗透着磨练苦汁的精神层次与心智境界也就具有了一种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务实求真、充满活力的智者。加缪既是博古通今的现代文化大家，又绝非一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个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作品与论著？这是加缪使中国读者容易有亲切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一个获最高成就奖(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加缪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岁月并不长，他英年早逝，在有生之年又长期、大量地从事了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且健康情况并不理想，从他开始写作的1935年到逝世，正如马尔罗（注：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所说，不过二十多年，但他达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顶峰，这个不长的攀登轨迹应该说是相当辉煌的。众所周知，他并非出自诗书之家，他也没有从小就吟哦诗韵、摆弄格律的经验，相反，他完全是从一个在文化上、精神上赤贫的底层之家出来的，他是文化状态从零突破的“第一个人”。他靠什么攀登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高峰？我曾在拙著《从选择到反抗》中把加缪概括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要发射出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他巨大的、无穷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久远的精神传统人道主义，特别是继承了法国17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喀关于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哲理，把它加以发扬光大、丰富深化，特别难得的是，不仅使之具有了完整深邃的理论形态，而且还表现在、充盈在生动丰满的文学形象中，凝现为一部又一部传世不朽的文学杰作。这完整的理论形态，不妨直白简单称为关于人之存在荒诞性的哲理，它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而这一系列文学代表作就是《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鼠疫》、《正义者》与《反抗者》。它们无一不是充分、完整、有力地展现了加缪哲理的类母题。

　　在《局外人》中，一个并不复杂的过失杀人案在司法机器的运转中，却被加工成为一个“丧失了全部人性”的“预谋杀人案”，被拔高到与全社会全民为敌的“罪不可赦”的程度，必须以全民族的名义处以极刑。主人公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肆虐，死于把当事人完全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使之沦为“局外人”的现代司法的阴险性，他之所以被妖魔化而遭极刑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精心编织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主人公默尔索不仅是司法荒诞的承受者与认知者，而且，也感受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面对所有这一切，他自然也就剥去了人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有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即使面对自己的命运，也保持了最冷静甚至看起来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似乎是在冷眼旁观自己命运的一个局外人。小说以深邃的有力度的现代哲理内涵与精练凝聚、富有感染力的古典风格，从问世之初就赢得了全球的读者，成为了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名著。

　　寓言剧《卡利古拉》是加缪戏剧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作品，它虽然带有很强的思辨性，但对人类存在这个课题的触及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更有强度。加缪让卡利古拉明白地宣示了巴斯喀哲理，体现了面对生存荒诞与世界荒诞的清醒认识与彻悟意识，明确认定“这个世界在目前的状态下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为此，就有必要促使世人对所有这一切，先要认清与看透。

　　在加缪整个文学创作中，作为精神核心与思想基础的，是他著名的论著《西西弗神话》。这部论著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式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最具有体系的荒诞哲理。在加缪看来，人类对理性、对和谐、对永恒的向往与渴求跟自然生存的有限性、跟社会生活的局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作为、人类的奋斗跟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就是荒诞，这几乎就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

　　既然荒诞是一种必然，因此就有一个采取什么态度、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加缪从荒诞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种，并明确否定了前两种即生理上的自杀与哲学上的自杀，实际是对逃避人生的行为与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以及一切有神论、宗教世界观神秘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所主张的是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他把这种奋斗抗争的人生态度，概括浓缩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西西弗得罪了众神，被判处承当推石上山的苦役，巨石由于本身的惯性总要滚下山来，于是，西西弗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然而，西西弗却不断推石上山，周而复始，坚持不懈，永不停顿。加缪把希腊神话故事加以借用，以它构成了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话》中的中心形象与最重要的一章，作为整个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缩影，但同时又作为人类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所有这些都昂扬在《西西弗神话》的精神里。我们与其说《西西弗神话》是20世纪对人类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不如说是20世纪一曲胜利的现代人道主义高歌，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在人类文化领域里，也许只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品位上可以与之比美。

　　在《西西弗神话》之后，加缪又更进一步上升到新的高度，把他的荒诞哲理与人类20世纪重大的正义斗争使命结合起来，创作出《鼠疫》与《正义者》，把人类存在这一个重要的课题阐述得更为完整深刻、更为充分酣畅、更为鲜活生动，以至他作为一个哲人作家，在同一个思想领域里，其影响大有超过一代宗师马尔罗与萨特之势。

　　在反抗荒诞、反抗恶的主题上，加缪继《鼠疫》之后，又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既然存在着荒诞，就应该有面对荒诞的反抗，加缪在《反抗者》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在加缪看来，反抗者应该是突破了个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会范围里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活力并在反抗过程中有助于人群，总之，反抗是有理性的、有价值标准与社会效益、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而反抗者则是大写的人、理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