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不仅赋予“此在”以哲学之根的意义，而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对此在的人的生存方式给予了详尽的阐释。
　　一、“此在”在世的基本环节
　　海德格尔指出“人的存在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即‘在世’。只要人存在，他就已经在世界之中。在世是人的最根本的和最内在的存在状态。人的在世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具体而言，“此在”在世具有三个环节：
　　此在在世的第一个环节是“世界”。“世界首先是此在最贴切的世界——周围世界。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这些存在者包括两个方面：用具和工件。”用通俗的话来说，人的存在离不开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无可避免地要与人生存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物品用具打交道，不过，世界并不仅仅是指各种东西的总和，更重要的则是从存在论的立场上将它理解为存在向我们展示出来的意义整体。因为，从用具来看，人“所使用的任何用具并不单单是这一用具本身，而是与此用具相互关联的整体。因为任何用具本质上是一种‘为了做……的’的东西，即总是包含了它的‘何所为’，是‘为了做……之用’的方式。在这种为了做的结构中有着从某种东西指向某种东西的指引。例如，书写用具是从纸张笔墨到桌椅门窗房子的整体。”从工件来说，“工件是处在劳动中的东西或者正在被做着的东西，如正在做着的鞋，正在组装着的手表。工件的存在也是一个整体。”如制作的鞋含有为什么做（用途）、用什么做（质料），为谁做（服务对象）等诸多方面。“因此，用具、工件以及与它们所作用指引的东西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因缘整体’，而这一‘因缘整体’归根到底要回溯到一个‘何所用’上，这种何所用也就是‘为何之故’，这种‘为何之故’总是同此在的存在相关，是为此在生存的某种可能性之故而‘存在’”。由此，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在世的第一个环节实际上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此在总是为了自己的某种可能性之故而使世界成为它生存的一个环节，世界是作为此在生存的可能性而成为世界的；另一方面，此在总已处于历史已经形成的特定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的根本状况又是此在无法随便改变的，因而总是受这种特定的世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此在”生存的第二个环节是“常人”。人的世界既是一个人要与其他存在者打交道的“周围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人要与其他人打交道的“共同世界”。因此，人的生存的第二个环节便是与其他人“共在’’，“只要此在存在，它就有了相互共在的存在方式。”显然，在这个世界上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不是孤立的主体，他与他人相互依赖共在于世界上，“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存在。”正是由于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与他人一起存在，他人的共在属于此在的内在结构，因此，他人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此在的存在，这种影响在海德格尔那里并“不是指一个确定的人，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把握的中性者，一个不是作为个人出现的众多他人的平均数，即他所称之为‘常人’。这个常人不是什么有魔力的、超自然的东西，而是一切行为方式、制度和观点的总称。它引导此在，构成它的实在。在现今社会世界，当我们问一个为什么做某事或这么想，他（她）很可能回答：‘大家都这么做（想）’，‘因为这很时尚’。‘因为这符合（国际）潮流’或‘别人让我这么做（想）‘常人’就是流行的价值标准、规范和公众意见。”“常人”虽然不是确定的存在，但对此在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此在首先是常人而且通常一直是常人。”“常人”虽然卸去了此在的存在的负担，致使存在不需要为如何选择而痛苦，但却也藉此使此在丧失了他所独有的主体性与自为性，使此在违背了自身存在的本性而陷入非本真的状态。
　　此在在世的第三个环节是“在之中”。即寓于世界之中。海德格尔特别强调“在之中”不是空间排列意义上的“在……之中”，而是指此在的展开状态。在世内存在则表明了人生的沉沦，因为人在展开他的生存在活动时，不是静止停滞，而是不断超越，不是与世无关，而是在世之内，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正是这点注定了人之为人，一开始便已被抛入世界中，人是在被抛状态之中或者是在世界中开始他的人生历程的。他一开始就要与世内存在者相遇，打交道，因而也就注定了人的沉沦。所以沉沦是此在（人）本身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规定，是此在的内在结构，是人性的必然，因为“此在’’必定要生存于世之上，此在为了使自己“在”的可能性展开出来不得不沉沦于世上。所以，只要人存在，人注定自由，同时人也注定沉沦。

　　二、“此在”在世的基本特征
　　海德格尔指出沉沦于世的人，是通过情绪对此在的被抛状态的体验，来领会人在世的本真状态的。因为情绪是人的最原始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内心真实情感的反映，是人的本真状态的体现，“正是在情绪的生成变化中，人被带到了存在的面前。所以情绪是对人的‘在世’的展开。”
　　人对沉沦于世的生命过程的基本情绪是畏，海德格尔的畏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讲的怕。如果说怕是对某一具体的确定的事或人的一种恐惧的话，而这里的畏则是对人的“在世”的生存状态整体的焦虑与担忧。“畏之所畏者就是这种在世的存在。”因为与世界上其他万物的存在相比，人的存在具有显著的特点，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命的展开不是早已经被规定好的，人对自身的人生设计具有自为性的特点，他要谋划自己的人生，他要把自己选择的可能性尽可能展开与实现，他的在世深受“常人”无时不在的影响但却力图保留自己的个性；它不得不沉沦于世，但却努力寻找自己本真的状态，个体对人生的这样的状态往往自然而然产生一种茫然失措、无人可依的恐惧感、孤独感，不知道人生会发生什么？人生会走向何处？自己选择的人生是否真的就是自己内心所要的人生？……人生只有一次，生命属于自己，因而个体对“在世的存在”的畏就变得不可避免，“畏使此在个体化为最本己的在世的在，这最本己的在世的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把自身谋划为各种可能性。”畏把此在带到它的“为……”的自由存在之前，带到它的存在的本真状态之前。
　　沉沦于世的人的生存结构的整体性的本质则是烦。他的本质规定性就是烦心。这种烦心从本质上而言不是指为某个确定的事情烦心，也不是为了某个确定的个人烦恼，而是为人生在世的整体本身烦心，因此，这种烦心状态便是人生在世的基础状态和原始实际的状态。对此状态，人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人的烦心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操持烦忙，与万事万物打交道，这叫麻烦；一种是操劳烦神，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叫烦心。人的一生注定了要在烦的状态中，在麻烦与烦心中度过。 可以说，“生命的被抛状态（先行于自身的存在）让我们生出，一种身不由己的烦恼；不断的和必需的筹划（当下的生命境遇）让我们感到一种举棋不定和劳神劳力的烦；沉沦（寄于……的存在）让我们不免生出投身于世界的烦。总之，只要我们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我们就无法摆脱烦的心绪。如果要问人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人就是烦。此在和烦是同一回事。”
　　这样，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烦已经被上升到与此在同在的本体论的位置，虽然烦有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最主要的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海德格尔用烦这一概念来描述了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引证了一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
　　借用农神之口来说明人生必定为烦恼所占有的思想：“朱庇特，是你给了它灵魂，你应该在它死后接受他的灵魂；你，地神，则应该在它死后接受它的肉体；是烦恼女神创造了它的躯体，所以她应该在它活着的时候占有它。至于它的名字，我看就叫‘人’！因为它是由泥土捏成的。”
　　如果说畏与烦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让人生不堪重负的话，而死亡却把人对生命的无奈推至一个顶峰。从存在论和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任何个体的生命刚一诞生，就昭示着这一生命无可避免的死亡的结局与命运。死亡对于人生有着重要的感受，个体感受到了死亡的确定性，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凡夫俗子，终究一死的命运是相同的，任何生命都是以死亡作为最后的结局的；个体感受到了死亡的亲在性，死亡是不可替代的；个体感受到了生命的虚无，死亡既消灭了肉体的存在，也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意义。可以说，人生的畏与烦归根到底是源于人之死亡的命运的无可避免，归之于人生的短暂与有限。畏、烦与死亡既是人生的不可避免的境遇，又构成了对生命的挑战与意义的拷问。
　　
　　三、向死的存在与向死的自由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篇“此在与时间性”中，引入了他一生中贯穿始终的关怀主题“时间性”，海德格尔哲学被戴上各种名号，但他最恰当的名号应称为“时间性哲学”。他首先从“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与向死亡存在”，这里他一下子实现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的时间维度的支配性，看到人的生命存在的展开并不是一个定然的事，而是一个生命存在的时间存在的内在丰富的抉择的过程，实然是坐落在可能的整体存在的基础上，有时让人感到人的存在仿佛具有现代物理学中微观世界的量子态性；而另一个时间维度即是生命存在的边界性，即海德格尔所谓“向死亡存在”。中国人讲“人生的意义网生，焉知死”，是一种明确地把“死”的问题搁置起来的态度，海德格尔则不然，他认为“死”的边界问题与存在问题并不因为人的逃避或搁置就不存在，因为它实质上渗透在我们所有生存的筹划之中，我们只有正面死亡，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我们的本真的存在。
　　而在这两种时间维度之中，决断的问题必然产生。因为要真能面对我们本真能在，要从我们可能的整体存在中筹划出现实的存在，要从逃避我们无可逃避的“向死亡存在”的真相，变成真正的正视与面对，需要我们能决断。我们何来此种决断的力量呢？海德格尔引入了不同于流俗理解的良知，而是基于生存论与存在论上的良知，或曰本真的良知，它对我们的呼唤，它之为烦的呼声，我们是充耳不闻地陷于沉沦还是勇敢地领会它之召唤，认清自身的罪责，真正承担起本真的但却沉重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大多数人为了摆脱那种全有而又全无的无家可归状态，为了摆脱孤独烦恼等，人们宁愿放弃自己本真的“能在”的方式去生存，而是在“常人”（大家认同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寻得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人们便把自由拱手出让给“常人”，放弃自己的选择和个性，按照常人的方式塑造自己，“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艺怎样阅读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判断；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也就对什么东西愤怒。”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回来，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回来；总之，“自为”的人在出让自由和选择时，也卸去了责任和压力，“常人”抹平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人都一样高，一般齐，“常人”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制”，就是“这个‘常人’规定着日常生活的方式。”藉此，人便将自己的独特性消融于“常人”之中，从而逃避了孤独、烦恼与焦虑。
　　海德格尔指出，要将大多数人从“常人”庇护中唤醒，只有通过死亡之锤的猛烈敲打。原因在于，死亡是因其人人无可避免、无可替代而成为“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当死亡的威胁来临之际，沉沦于“非本真”状态，在“常人”的框架下浑浑噩噩生存的人，才会猛然惊醒，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一件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事——我必须亲自去死，任何人也无法代替我！——于是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独一无二性，意识到自己具有别人无可替代的价值，从而洞见到生存的本质，开始拒绝堕落，排斥他人的支配，自己选择、自己造就自己，把存在的可能性开展出去，以便创造自己独特的本质与个性。海德格尔认为这便是一种“向死的自由”，它给灵魂以存在的勇气，去承受自由的苦刑，所以惟有“向死的存在”才使人得以从沉沦中惊醒；也惟有“向死的自由”才使人从沉沦中获得拯救。
　　这样，获得了“向死的自由”的个体，才能在生命的展开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体自为性，自己造就人生，选择想要的生活，才能做到本真的存在，也惟此追求，方能达至“诗意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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