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角的生命意义——谈咨询师的文化偏见

作者：杨磊

‍‍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中， 在谈及无意义感的心理治疗时，亚隆从文化角度对生命意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通常对病人比较有用的策略是治疗师保持相对不受文化影响的观点来看待意义，并且帮助病人理解意义是相对的。

那种因为生命没有目的，就说生命没有价值的观点，建立在文化局限的、武断的假设之上。” 书中从历史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谈论了生命意义，希望治疗师留意到文化偏见对于意义问题的影响。

在这一部分中，亚隆认为东方文化会以整合和整体的态度面对自然，并不试图加以分析和控制，我想这是亚隆对东方文化并不全然了解的部分，东方文化除了这种顺应自然之外，还存在着更为根深蒂固的追逐世俗意义的传统。

在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儒家思想占有主导地位，儒家主张“有为”，这深深影响着国民性格的形成，即便在当代也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影响着我们价值观的形成，是来访者和咨询师共同的文化背景环境。

比如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状态是发展出“内圣外王”的品格，就是说要提高人自己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使人获得真正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达到完善的、至善的精神境界。

虽然也有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如庄子所谓“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即把自己的形体、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内心的杂念妄想，都忘得干干净净的致静致虚的崇高境界。但总体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部分文人所采取的还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世俗功利的态度，“学而优则仕”便是这种态度的体现。虽然这句话的本意是学得好还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但在现实中往往就变成了学习是手段、做官是目的，只有在仕途不顺利的情况下才采用“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家态度，而一旦有机会就要“达则兼善天下”。

只有佛教的悲观主义哲学才彻底否定今生今世的意义，而号召人们放弃尘世生活。即便如此，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不断的改造，也变得越来越儒家化，越来越世俗化，人们带着各种功利目的求神拜佛就是这种世俗化佛教的典型表现。这点也验证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功利主义的强大。

在咨询的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来访者求助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失去目标后开始怀疑人生意义，产生无意义感。很多来访者的苦恼都是对自己有一个过高的期待，要求自己学习好、事业好、家庭好等等，认为只有实现这些理想才是自己的人生意义所在，而一旦发现理想与现实有差距就随即转到另外一个极端——既然无法实现理想，人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不值得活了。他们在遇到挫折后表现得一蹶不振，不再为改变自己付出任何努力，同时却又顽固而高傲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在面对这类来访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认同他们的美好理想，也会为无法实现那些理想而感慨，进而认同来访者受挫后的无力感。但除了这种认同以外，我们很少会从文化背景去理解来访者，是因为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追求成就的文化之中，我们自己也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甚至也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中间。这样就很难跳出来看到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很难分辨个体在遇到挫折后体验到的无力感，有多少是来源于自己的，有多少是社会文化施加于我们的影响。

也许我们也很怕听到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 “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咨询师和来访者在此达成默契，巧妙的“共谋”，不去谈论“生命没有目标”的可能性，而继续慨叹失意的人生，一起体验着由此带来的无力感。

欧文•亚隆说“生命只是存在着，我们则恰好被投入其中，生命不需要理由。”如果我们能和来访者一起看到生命中除了那些美好理想之外还有着其他的可能性，其他的意义，也许就不那么难过了。

 
中国文化视角的生命意义——谈咨询师的文化偏见